魏征是河北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战国时期荆轲、高渐离易水悲歌、慷慨刺秦的精神感召下，几乎每一个河北人都有一颗成为侠士的心。魏征也不例外。对于这位贞观名臣的早年，历史只有简单的记载。《旧唐书》的记载是“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从这样简单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胸怀大志的寒门子弟在乱世中试图主导自身命运的艰难努力。在很小的时候，魏征就成为孤儿了。父亲生前是一个小官，留下的产业并不多，所以他只能凭借着微薄的家产艰难度日。终于，在各家经典中，他选择了纵横家，选择使自己成为一名纵横之士。

　　纵横家，可能是一个寒门子弟在乱世之中想要出人头地最方便的门径了。这门由战国时期苏秦、张仪发扬光大的学问，讲究的是用三寸不烂之舌对资源进行整合，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这门学问不需要有多大的背景、势力，只需要极佳的口才以及对资源进行整合的能力，它的核心是能发现人性的幽微处，能察觉他人自己都认识不到的最根本的诉求，然后善加利用。

　　隋炀帝大业末，隋末唐初本来最有实力当皇帝的人李密起兵反隋。风起云涌，政治冒险家们纷纷浮出水面。天下大乱。看上去，胸怀大志的魏征有了用武之地。然而，即便如魏征，在这乱世中，也如同飘萍，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他先是投奔李密，得不到重用。李密兵败他投降李唐，依然没有得到重用。后来他又被窦建德俘获，意外的是，居然在窦建德这里颇受器重。但窦建德马上失败了，魏征再一次投降李唐。这一次，他终于被李唐内部重要人物看重。但遗憾的是，他再一次投身于失败的一方，因为我们知道，看重他的，是玄武门之变的失败者，太子李建成。

　　魏征去世了，房玄龄到一帮贞观名臣也相继去世了。晚年的李世民没有了魏征的规劝，没有了贞观群臣的约束，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他干了一件大事，继续隋炀帝未尽的事业，征讨高句丽。隋炀帝曾三次征讨高句丽，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导致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李世民的这次征讨也可耻地失败了。这证明了李世民的能力并不比杨广强。最后有赖李勣的拼死护救，李世民才得以避免更严重的后果。时值深秋，脱离险境的李世民滞留在辽东的荒山恶水间，阴雨连绵，大军退不得、进不得。

　　看着帐外连天的冷雨，李世民忽然想起一个故人，魏征。他这时才意识到，曾经魏征对他的规劝让他避免了多少错误。李世民立马召见魏征的家人，大加赏赐，重新树立起魏征的墓碑。直到此时，关于魏征的故事才告一段落。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唐太宗曾有一个千古流芳的比喻，他把自己比作玉石金矿，把大臣比作良工巧匠。那么在唐太宗的人才库中最杰出的当首推敢于犯颜强谏的魏征。唐太宗曾经这样说：“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就是我的一面镜子。”魏征作为一代名臣，其谅真坦率，敢于谏诤，历来都被人臣者推崇和仿效。那么究其一生：他少时孤贫，曾为道士。隋末投瓦岗军，李密失败，随其降唐。先为太子(建成)洗马。唐太宗即位，历任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

　　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曾责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回答：“如果李建成早听我的，就不会有如今的下场。臣下为主尽忠，没有过错。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创立了霸业，但之初他还射中过公子小白的带钩呢。”唐太宗对他的耿直十分的赏识，随后便委以重任。

　　唐太宗在太极宫中的凌烟阁内存放了画家阎立本为功臣的画像。享受这一殊荣的只有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等二十四人。当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常常的到凌烟阁内去看他的画像。有一次还情不自禁的做了一首诗：劲条逢霜摧美质，台兴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无限哀思和怀念。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战争异常的艰苦，当得班师回朝后，唐太宗曾惆怅的说：“如果魏征还活着，我会有这一趟辽东之行吗?” 当然，魏征这样的频繁跳槽，就难免为高尚人士所不齿。

　　李渊，李世民父子，就曾当众发表过鄙视他的言论，大意是说他“有奶便是娘”。对此，魏征作过自我辩护。譬如，献策窦建德屯田一事，魏征是这样解释的：“民为国家之本，大唐天下波及四海，臣提出屯田垦植之策，受益的是百姓，富庶的是国家。两军对阵，百姓无辜，岂能因兵戈之争，而置百姓于水火?圣上向以爱惜民生而受万民敬仰，即便夏王(窦建德)军队因此受益，但真正受益的还是黎民苍生。所以，臣以为，不是臣为窦建德做事，而是臣通过窦建德，在为百姓做事。”看，这就是魏征为自己辩解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辩护词。这是与绝大多数只知忠君的忠臣不同的。

　　在上奏君王时，一个简简单单的提议或看法，除了要加很多修饰词外，还喜欢用旁敲侧击的手法，七弯八拐地提出来，议事活像打哑谜。这样的做法，虽然一方面提高了中国文学讲求含蓄的特色，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各级政府办事的效率低下。而魏征一生从来不曾创作过九曲十八弯的劝讽作品，他的谏议历来都是直来直去，表达清楚，判断准确。不过，像魏征这样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是需要遇到像李世民这样虚心纳谏的明君才行。反过来，必须有心怀博大，能够容纳不同声音的明君，才会有敢于直来直去的忠臣。魏征就是一例。有人说，魏征如果不是知遇了唐太宗，恐怕死一百次也有多了。想想这话也确实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