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汪大渊出生于南昌市青云谱施尧村汪家垄。

　　年幼的汪大渊与其他孩子有着明显不同，不仅爱读书，而且对外面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向往，立志要游遍天下名山大川。他特别对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格外痴迷，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漂洋过海、踏浪远行。

　　元朝时，海外贸易以广州和泉州为主要物流港口，尤其是泉州，因为靠近江南这个中国文化经济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发展更加迅速，大多数来华的商船都要停靠泉州港。

　　1291年，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从泉州起航，返回意大利。1346年，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从泉州上岸，进入中国。元文宗至顺元年，也就是公元1330年，20岁的汪大渊搭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发，开始了一场世界之旅。汪大渊所搭乘的海船，隶属于一个颇具规模的海商船队。船上装满了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各种商品和货物。瓷器来自不同产地，种类繁多，除了景德镇产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青瓷，还有吉安乌瓷和处州瓷，此外，还有大量吉州窑和赣州窑的廉价瓷器。

　　中国南海被汪大渊称为，他在《岛夷志略》的这段记载中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海洋法权的“大陆架”概念，只不过他用的是“地脉”这个传统词语——“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该海域风浪较多，暗礁丛生，行船比较危险。中国商船一般都避开南海直航，采用沿岸航线，或者走东线，经台湾岛、菲律宾到印尼、马来西亚、帝汶，或者走西线，经海南岛、越南、柬埔寨、泰国到达新加坡。

　　从泉州港搭乘商船出海那一刻，汪大渊觉得整个大海都属于了他，同时他也把命运托付给了一条船。他要去看看不一样的远方，这一走就是5年。

　　传统时代的外贸商船，没有发动机，人力也无法驾驭硕大的船体，凭借的唯一动力就是季风和洋流。季风有周期性，洋流也有一定的规律，人们凭借着长期在海上航行积累的经验，从泉州南下，顺风顺水两昼夜就可达到澎湖列岛，下一站就是琉球(今台湾岛)。

　　在《岛夷志略》中，汪大渊对台湾岛(琉球)和澎湖有详细的记载，这恰好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空白点。这也是17世纪之前中国对台湾岛最详细的历史记载。根据汪大渊记载，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管辖，台湾岛以原住民(“猎头生番”)为主，当时尚未纳入元朝行政管理，为“海外诸国”的起点。

　　从台湾岛南下，便是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菲律宾与中国古代交通频繁。现代以来，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多达 4 万件，这些出土瓷器中，尤以元代瓷器出土数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镇产品，有青白、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汪大渊记载了在马尼拉的贸易情况，其中主要便是瓷器贸易。

　　汪大渊发现，在吕宋内地及加里曼丹等处，当地人把所藏的中国古坛古瓮视为传家之宝。苏禄群岛出产有降真、黄腊、玳瑁、珍珠，其中最珍贵是苏禄珠，“色青白而圆，其价甚昂，中国人首饰用之，其色不退，号为绝品”。在吕宋群岛的加麻廷、巴姥酉和吉巴弄等地，“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记，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导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究其原因，原来是“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咽喉部位，自古就是华人海外聚居地，这一点被记录在《岛夷志略》中。这或许也是关于新加坡最早的历史记载。《岛夷志略》中还专门记载了已经消失的“龙牙门”，1880年前后，英国海军嫌龙牙门影响军舰航行，将龙牙门炸毁。如今新加坡旅游局根据历史记载又复制了一个“龙牙门”。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1334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州。

　　在汪大渊时代，西太平洋被称为东洋，而印度洋海域被称为西洋，一般以印度为界。汪大渊两次远航，走的仍是这两条传统航线，即东洋航线和西洋航线。这两条航线大都依陆地和岛屿而行。指南针出现之后，人们可以放弃沿岸航线，出马六甲后横穿孟加拉湾，直航斯里兰卡，也可以从印度横穿阿拉伯海，直达非洲。

　　商业航行首先要考虑技术和风险，这些远洋航行实际是近海短程航行的累加，东洋航线连接起东南亚，西洋航线连接更远的地中海。

　　中国古代一般称斯里兰卡为“锡兰”。因为佛教原因，斯里兰卡从汉晋时期便与中国保持密切的海上交通。宋元以来，这里也成为中国商船的必经之地。明代时甚至有锡兰王子来到中国，并葬于泉州。汪大渊多次经过斯里兰卡，在此修整流连。

　　1335年前后，汪大渊到达古里，也就是印度西南港口城市卡利卡特。古里是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或者说是东西方的交界点。

　　胡椒，这个令东西方世界为之着迷的奢侈品，完全属于古里的特产。这里也是胡椒最重要的集散地，胡椒和古里，在古代世界贸易史上有过传奇般的历史。按照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国进口的香料数量之多超过欧洲十倍。由此也可见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之频繁。

　　汪大渊笔下的“下里”就是古里。“地产胡椒,冠于各番,不可胜计。椒木满山,蔓衍如藤萝,冬花而夏实。民采而蒸曝,以干为度。其味辣,采者者多不禁。其味之触人甚,至以川芎煎汤解之,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国流波之余也。”在《岛夷志略》中，还有一个叫“古里佛”的地方，距离下里很近，“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人间居有仓廪贮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税收十分之二”。

　　在汪大渊之后，1405年，郑和到达古里，赐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古里国王曾在永乐年间三次派使者来中国朝贡。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在古里去世。1498年，达·伽马在古里登陆，后来也死于古里。

　　很多现代学者将汪大渊称为“航海家”。与其说汪大渊是航海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实际上，他对航海技术并不了解，更没有什么经验。在这艘海船上，汪大渊既不是船员，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名特殊的乘客，准确地说，他是一位历史地理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笔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元代中国对外海上贸易的大量一手资料。当时中国商船远航诸夷，船上装得最多的就是瓷器和丝绸。《岛夷志略》100个篇章中有40多篇记述了瓷器贸易，其中有20多篇记载了青花瓷贸易。

　　与马可·波罗、哥伦布或者郑和相比，汪大渊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商人，无权无势，他以一己之力，为历史留下一笔不可磨灭的遗产。但翻遍各种官方史志，几乎都难以寻见关于汪大渊的片语记载。

　　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很有可能就是按照汪大渊的路线，或者说是参考汪大渊的路线航行的。马欢在《瀛涯胜览》序言中所说的这一段话，更从侧面证明了《岛夷志略》的可信度：“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感慨然叹气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添被使末，随其(指郑和宝船)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毫无疑问，没有汪大渊和他的《岛夷志略》，或许就不会有75年后的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汪大渊航行经过的地域比郑和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