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中记载有这么一段史实。

　　乾隆年间，山西巡抚王亶望特别喜好吃驴肉丝，为此他的厨房中有专门饲养驴的人，养了好几头肥而健壮的驴。每当王禀望要吃驴肉时，厨师就在驴身上找一处最肥美的地方，直接用刀割一块下来，立即烹调好送到王亶望面前。驴身上被割了一块肉的地方鲜血淋漓，厨师就用烧的通红的铁块烙一下，于是血就会立即被止住。

　　王亶望还喜好吃鸭子，而且必须是填鸭。他也有专门养填鸭的人，饲养方式与都城的填鸭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不让填鸭活动罢了。蓄养的方法是：取酿制绍兴酒的坛子，将坛底敲掉，把鸭子放进坛中，然后用泥土封住坛底，使鸭子的头颈伸到坛口之外，再用动物油和饭喂养。当然，坛子后面要留一个洞，供鸭子排粪便用。这样养上六、七天，就可以养得很肥很大了，这种鸭子的肉非常细嫩，像豆腐一样。如果王亶望偶然想吃豆腐，就要杀两只鸭子熬汤，然后用鸭汤煮豆腐，这样才能送给他吃。写到此地，姚元之叹道：“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终也。”王亶望生活奢侈到这种地步，真不知他的这种奢侈有没有止境!

　　王亶望的奢侈生活，在清朝官场绝非个别现象。

　　有清一代，自康熙中期以降，社会安定，有所谓的“康乾盛世”之称，社会上吃喝之风盛行。上层社会，官场交往，腐败与奢侈并行，形成了清代特有的豪奢之风。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吃喝风盛行，以宴席种类繁多记录，有烧烤席、燕菜席、鱼翅席、鱼唇席、海参席、蛏乾席、三丝席诸名目。以碗碟多少大小记录，有十六碟八大八小、十二碟六大六小、八碟四大四小等。以应酬之繁，当以京师为最。王公大臣、八旗贵族和士大夫之间的官场交际、往来酒宴，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当时有人叹曰：“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即使是地处偏远的甘肃兰州，也是“宴会，为费至巨，一烧烤席须百余金，一燕菜席须八十余金，一鱼翅席须四十余金。等而下之，为海参席，亦须银十二两。”

　　在甘肃主持捐监期间，王亶望权势大增，贪欲爆发。据王亶望本人后来供认。我得过属员银两甚多，所以外人编个口号(民谣、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事实确如所言，没有银子，要见面都难!乾隆四十二年三月，鞏昌府知府潘时选赴藩司衙门要见王亶望未果，后送银一千两递进，才见到王亶望。至于勒要属员物品，让属员代买皮张、衣服、古董等他从来就不给价。他属中随从的很多亲戚报捐监生，他从来不交银子，只叫属员填给实收，银子就算在了属员的帐上。他供认，在甘藩司三年任内，送银送物给他的人多得连他也记不清。正如他的下属常常议论的那样“王亶望无人不向婪索”!作为藩司，他还将每年本应发给各州县用于运粮赈灾的“脚价银两”三万二千两，装入自己的口袋，并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属员对他的孝敬”。

　　王亶望之所以如此贪婪，如此嚣张，就是仗着他手中的“生杀”大权。他说过：“有州县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灾分报多些，有些州县待我平常的我就不准他多报”。他推行“竞定分数开单派各州县照单开报”，目的就是使各州县官多给他送银送物品。王亶望要盖房屋，为赶在上冻前建好房屋，皋兰县知县程栋令工匠用热水和泥，计费银二万两。作为对程栋的回报，每年灾赈报销时，王亶望就让程栋多报一二万石赈济粮银。于是，各州县官纷纷效法，送银的名目繁多，什么节礼银、盘费银少则几百两，多者上千两。设想，如此权势，吃活驴、吃填鸭又算得了什么?!

　　“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禀望”。这桩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的集体众贪大案，震惊朝野。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伪灾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此案牵连布政使及以下各道、州、府、县官员一百一十三人，追缴赃银二百八十万余两，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最终，王亶望、蒋全迪被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其余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斩首五十六人，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乾隆帝坦承，查办此案实在出于无奈而不得不办，在办理过程中也不忍大办。捐监是此案的诱因，冒赈是其必然结果。后人评论，乾隆执法之严为前代之罕见，然而“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王亶望大案显示大清江山衰败之势已是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