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维雍，原名庆福，号伯涵，祖籍安徽合肥，1900年8月29日出生于广西柳州的一个书香之家。他自幼聪颖勤奋，性情忠厚，深得以“书礼传家，忠义继世”自励的父亲阚宗骃的喜爱。他未满四岁，母亲钟氏便不幸病故。父亲无奈，将他与尚待哺乳的妹妹托付二叔母冯氏抚养。

　　1907年.阚维雍七岁，被父亲送入私塾开蒙。次年，他进入马平县两等小学就读。

　　1913年，阚维雍13岁，他于两等小学毕业，虽然年幼，却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还通读了家中所有藏书，尤其仰慕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并且每日坚持早起劈柴、挑水、买菜、做饭，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

　　1914年，父亲以在学生员考取县知事，继而担任平乐县统税局长，并娶继室谢氏，将儿女接到南宁同住，阚维雍也因此考入南宁模范学堂。1917年，阚维雍于模范学堂毕业，考入广州医科学校，企求做一个解人病痛的医生。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于两广战事迭起，父亲不放心他只身在外，令其辍学回家。

　　五四运动爆发后，大大激发了阚维雍的爱国热情。他认为“当今军阀混战，割据为雄，国是日非，教育受摧残，无枪阶级遭蹂躏……文冠儒弱”，决心“改习武事，欲挥虏阳之戈”，于是考入南宁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他学习勤奋，翌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遵父嘱回家潜心攻读，以待时机。

　　1924年，孙中山委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兼第一军军长，阚维雍因是南宁讲武堂高才生被李宗仁录用，被委任为军部机要参谋,参加了消灭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部以及抗击滇军唐继尧部进犯广西的历次战役战斗。

　　1926年春，国民党在南宁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简称南宁军校)，阚维雍调到该校工作，先后担任队副、区队长、教官、工兵队队长等职。南宁军校创立之时，革命空气比较浓厚，阚维雍积极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革命纲领。他反对体罚学生，认为“打人是肉刑，鞭笞教育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他对学生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很受大家的尊敬。他为人正直，作风廉洁，经常告诫学生，以后带兵不要贪污军饷，说“这样的钱吃了不独犯法，子孙后人也不昌盛”。他还经常给学生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勉励大家为国家民族效忠。

　　1927年秋，桂系军阀在南宁军校进行“清党”之时，阚维雍积极设法营救工兵队被扣留审查的几名学员。

　　1929年，阚维雍调任国民党桂系第七军第十五师参谋处上校处长。次年7月，他又升任第七军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处长，8月任第七军第十九师少将参谋长。

　　1931年初，阚维雍改任第四军十二师第三十六团上校团长。是年3月至6月，桂系军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阚维雍奉命率部进攻东兰，给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

　　1932年11月，阚维雍被选送到南京陆军工兵专科学校第一期深造。1933年毕业后，他奉命担任第十五军工兵营营长。针对日寇在我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猖獗的局势，他义愤填膺，曾赋诗一首：矢志清辽东，闻鸡起舞。雄心驱日寇，卧薪尝胆。

　　1934年，阚维雍被委任为军校工兵队兼交通队上校队长。翌年10月，他又被委任为第四集团军司令部通讯兵团上校团长。1936年升任第四集团军交通兵团少将团长，1937年改任第五路军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兼通讯兵团团长。

　　1939年，阚维雍考入贵州遵义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深造。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对工兵专业造诣颇深，且博学多才，不仅琴棋书法、吹拉弹唱都有一手，而且文笔流利，在军中享有“儒将”的美称。他曾撰写《天下危注意将论》一文，引经据典，阐述精辟，受到白崇禧的赏识并传令嘉奖，其中写道：“强国者兵，强兵者将，国无兵则失其所以为国，兵无将则失其所以为兵。是国无兵不可也，兵无将尤不可也，故国之大无可用之兵必亡，兵虽众无统御之将必败。”

　　1940年4月，阚维雍从陆军大学毕业，即被委任为陆军第十九师副师长，不久又调任第三十一军参谋长，率部参加了桂南昆仑关之战。1942年，调任第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少将师长，率部担负桂西南防务。他根据战争的需要，经常组织实兵对抗演习，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利用点滴时间自学了日语、英语和越语，达到了能会话、会翻译的水平。因而，他曾多次破译日军的密电码，制止了日军的偷袭和进攻，并将计就计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编写了《越语入门》小册子，辅导部属学习越语，以备以后作战之用。

　　1944年秋，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利，遂调集大军沿湘桂线南犯广西，妄图打通交通线，与孤悬东南亚的部队取得联系，以便继续负隅顽抗。在此严重时刻，蒋介石却心怀鬼胎，想借日军的力量消灭非嫡系的桂系和粤系，他下令粤系的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死守桂、柳三个月待援，而桂林的防务则令夏威率领的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担任，并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到桂林督战，蒋的嫡系部队则陈兵贵州“整训”，以保存实力。白崇禧、夏威窥破蒋介石的阴谋，于是阳奉阴违，先是抽调第三十一、四十六军的四个师防守桂林，随即以“攻势防御”为名，将实力较强的第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和第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是夏威的外甥)调到外围搞所谓“机动作战”。这样，防守桂林城的部队仅有阚维雍率领的第一三一师和许高阳率领的后调新兵师第一七○师，及配属的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高炮营，共一万七人千人。

　　1944年8月，阚维雍奉命率部从驻地钦州、防城徒步开赴桂林。途经柳州，他顺路回家看望，这时他的双脚已经红肿，并开始溃烂，亲属劝其休息一两日再走，但他求战心切，仅停留不到一小时便挥师继续北上。

　　1944年9月中旬，阚维雍率第一三一师抵达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下令第一三一师担负东、北两面，第一七○师担负西、南两面的防务。而据敌情判断，敌人正面兵力多达七个师团约10万人，且以桂林为主攻目标。以两个多师不到两万人的兵力，抗击装备精良的10万之敌，无异于以卵击石，而要完成“死守三个月”的任务，更是天方夜谭。当时，不少将领认为以如此微弱的兵力去抵抗装备精良的日寇重兵集团，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有的已私下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对于如此部署，阚维雍并非视而不见，他是清水煮豆腐心里一清二楚。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曾对一些好友说道：“作为一个军人，只有服从命令，与桂林共存亡。”既然如此，阚维雍当然不会被敌人的凶焰所吓倒，他日以继夜地督导部属疏散居民，抢修工事，并深入各部队，勉励士兵奋勇杀敌，誓死保卫桂林。10月4日，他在给五叔宗骅的信中说：“不独不怕敌人来攻，正恐其不来攻。”因为“桂林天险，加以工事完成，真所谓金城汤池……官兵战斗意志旺盛，此战确有把握”。同日，他在给其妻罗咏袋的信中说：“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此战关系重大，我得率部参加，正感幸运!不成功便成仁(战死叫做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他勉励妻子：“家无积余，用度极力节省，如何寒苦，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其忠诚报国之壮志和廉洁奉公之衷情，溢于言表。

　　10月下旬，日寇对桂林形成合围，在外围“机动作战”的第一七五师和第一八八师当即“机动”撤退，防守桂林城的部队成为孤军。日寇经一周准备，于10月31日上午开始发动进攻，攻击的重点是东、北两面，由阚维雍指挥的第一三一师防守的阵地自然遭到沉重打击。次日，日寇出动大批飞机、重炮和坦克与大量步兵，猛烈攻击北门至甲山及漓江东岸第一三一师三九一、三九二、三九三团之前沿阵地。阚维雍不畏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第三九二团顽强抗击，屡挫敌锋。但在敌优势兵力的猛攻下，部队伤亡惨重，团长吴展阵亡，阵地逐步被敌蚕食。东面之敌攻占屏风山后，即对普陀山、七星岩、月牙山阵地实施围攻。阚雄雍指挥第三九一团官兵节节抵抗，重创敌军。惨无人道的日寇竟向该团团部所在地七星岩内施放毒气并喷射火焰，第三九一团8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余部拼死突围。

　　11月8日，日寇集中火力，摧毁了中正桥以北至伏波山的沿江阚师阵地，第三九三团伤亡巨大，余部被迫退入城内，继续与敌浴血奋战。当日下午，桂林与柳州、第四战区及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的联系中断。11月9日，大批日寇渡过漓江，向桂林城内发动全面进攻，阚维雍指挥退入城内的官兵顽强抵抗。下午，阚维雍获悉，北门守军全部牺牲，伏波山至中正桥头的数连守军亦几乎伤亡殆尽，但他仍然毫不畏惧，继续沉着指挥部队坚守。

　　9日下午四时，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在铁佛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当晚午夜奔城突围。阚维雍认为国人对桂林保卫战寄予厚望，部队虽然损失很大，但仍有一定实力，尤其是第一七○师，部队仍比较完整，因而慷慨陈词，主张调整部署，改变战法，继续抵抗，恪尽军人卫国保土之责。韦云淞急于逃命，顽固加以拒绝。阚维雍义愤填膺，愤然离开会场。

　　当晚七时许，阚维雍返回师部，心情极为沉重，自己不能违抗上司的命令和忘记军人守土抗战的职责，弃城逃跑何以对得起牺牲的将士和全国人民?他决心自用殉职，以践报国誓言。于是，他当即召集师直各处室主任、各直属连长和有关人员布置突围。他说：“目前战况危急，毋须再叙，现在你们马上准备率所部突围外战，不能再在此困守待毙了。我要执行军令，完成我的天职，不能和你们一起出去。我死后，请将遗体葬在我家宅园内。”卫士杨霖超听后急切地说：“师长请换便衣，我领你从小路突出去。”众人亦说：“师长不走，我们也不走。”阚维雍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们突围出去，我不能走。”说罢，写下绝笔诗一首：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写毕，交与参谋主任钟其富，并将平日所背图囊交给卫士杨霖超，里面装着他的任职令、履历表以及日常用品，还有一条写有“大忠大孝，成功成仁”八个字的手帕，嘱咐杨霖超：“如我发生不幸，你将这些物件带到融县交给我妻子，叫她不要过分悲伤。儿女的教育费用国家必有照顾，要他们勤奋自修，切勿疏懒。”接着，又对其他官兵说：“我死之后，师长职务由郭副师长代理。”“桂林的防守失败了，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说完后，他以稍事休息为由，走进寝室，将灯熄灭，随即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右边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自戕殉国，时年44岁，履行了自己与桂林城共存亡的誓言，表现出了一个抗日志士的伟大民族气节。众官兵闻声冲入房内，但已抢救不及。大家悲泣不已，连忙把阚将军的伤口包扎好，用师旗包裹遗体，放入在城内找到的棺木，就近葬入战壕内。

　　第二天，桂林沦陷。日军入城后，接受第一三一师被俘官兵的要求，下令所俘官兵及日军官佐20余人，将阚维雍的遗体重新殡殓，葬于桂林城防司令部，并立一木牌，上书“陆军阚维雍将军之墓”，对其忠勇精神表示钦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10月追晋阚维雍为陆军中将师长，国葬于桂林七星岩霸王坪，建纪念亭于墓侧，在东镇路阚宅基地建烈士纪念碑。以供后人瞻仰。1946年3月29日在桂林举行广西各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颁发陆军中将师长阚维雍优恤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州市军管会按照政务院文件规定，承认阚维雍为抗日阵亡将士，追认为烈士，给其亲属颁发了“烈士家属”光荣匾。

　　阚维雍(1900年-1944年)，原名庆福，号伯涵，祖籍安徽合肥(今肥东阚集)，生于广西柳州。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6集团军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1944年11月9日在桂柳会战中殉国。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