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主题

　　毛拇的个性坦率，常常宣言不讳，因此总是招引文艺批评界的诋毁，但他仍坚持以英、法等国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在20世纪英国短篇小说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毛姆短篇小说的标志就是冷静、客观和深刻地剖析与解读人性的弱点，人世间的人情冷暖、苦与恶、尔自我诈、道貌岸然、世态作品中无情地嘲弄、讽刺了当时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上流社会的荒理无度以及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导致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幻想，让人们从他的小说中亲身领赂、目睹了社会的罪恶、人性的丑恶及命运的不公和多劫难。

　　纵观毛姆的多篇短篇小说，虽然他目睹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瘸苦，在创作时仍坚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和超然的做法。毛姆将人性的复杂性描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人性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关心，强调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财兽与恶、美与丑进行了惟抄报肖的描写。有人认为毛姆的小说已超越了对善、恶、美、丑的鉴别，但其作品往往只是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具体、翔实的描写，尤其是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无情的揭露与讥讽，却没有意识到罪恶的根源，没有对摧残、压迫人的社会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

　　对维多利亚传统的矛盾态度使毛姆与其他不愿盲从常规的作家一样，对新时代自我价值的追求满怀渴望，同时又不忍彻底颠覆维多利亚传统文化。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毛姆选择了逃避，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与超然物外。他笔下的主人公对造成自身孤独的外在世界冷眼相看，对保持孤独的完美刻骨铭心。在西方文化的樊笼中，他们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在一次次质疑中，毛姆放逐他笔下的主人公自由地寻求灵魂栖息之地。《刀锋》中的拉里和《月亮与六便土》中的斯特里克兰便是其中的典型。

　　对毛姆而言，面对复杂的人性和不可知的人生，他更愿意做一个。无所偏袒的观察者”。在创作小说时，了解人性，暴露人性的弱点，成为毛姆关注的焦点。生理上的缺陷带来的自卑感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冲突，让他更加客观、包容地看待人性.从而也使他得出人性是复杂的、不可知的.而且善恶兼容的结论。因此在创作时，毛姆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作品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既不扬善，也不隐恶，让读者自己去观察、去体会揣摩，来判断人物的好与坏、善与恶，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各具风采、各具特色。

　　作为一名跨世纪的作家，毛姆带着19世纪传统作家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批判意识进入20世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探索，追问人性的价值。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在语境中呈现，并在语境中生成意义，反过来又构成语境中的一道风景。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对19世纪传统价值现的反叛与否定，又无可奈何的眷恋与缅怀;既有对风园一时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反驳与批判，又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共鸣。

　　这些互为矛盾的因索充分体现了文化语境与作家创作个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构成毛姆小说的二重性特征。表面上，毛姆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对社会的丑恶与人性的堕落进行揭露;在更深层面上，毛姆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孤独、荒诞与幻灭感。毛姆这种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现代主义主题的方式是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显著特征。

　　艺术特色

　　毛姆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不同国家不同阶层许多读者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至今经久不衰，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作品中浓郁的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科技带来的进步使得西方文明迅猛发展，不仅使得后起的欧洲迅速超过了古老的东方。而且促进了“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和霸权意识的增长。在疯狂的殖民扩张过程中，殖民者从“愚昧、野蛮”的东方人手中掠夺物质财富.人类学家和艺术家则看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量力，将之视为人类灵魂的最终归属。作为一个敏感而极官才华的作家，毛姆深切地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对东方文化则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与向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毛姆对处于非主流边缘地位的土著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倾注了自己高度的热情，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在毛姆的小说中，“异质文化不再充当西方文化的配角，而一跃成为小说中真正的主宰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