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部畅销书都是一个传奇。随着作品的热销，人们对作者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安娜·卡瓦尔达是谁?熟悉法国文学史的读者，难免会有这样的期待，或许她是当年畅销女王萨冈的一个翻版：17岁的萨冈，以六周时间写成小说《你好，忧愁》，轻易在欧美两地暴红暴紫。之后纵情狂赌飚车，抽烟酗酒、染上毒瘾，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会引起明星般的轰动;又或许她是另一个杜拉斯：扑朔迷离的情感历程，自由飘忽的性情文字让一代又一代“杜拉斯迷”沉湎其中，。

　　然而，对卡瓦尔达抱有如此期待，并欲借此洞悉其作品畅销的秘密，注定是徒劳的。她的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们所能了解的也仅止这些：1970年，安娜·卡瓦尔达出生于一个普通人家。她的生活，一如她的小说，家常，琐碎，少有大起大落和峰回路转。如平常的法国女子一样，成年后不久就顺顺当当嫁给了一个不知名的兽医，之后离婚，现在她是一个穿着家居服在家写书带孩子的离异妈妈，成名至今10年无绯闻。

　　我们还可以约略从采访过她的记者那里了解到：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卡瓦尔达不喜欢一切抛头露面的场合，讨厌摄影镜头，接受采访都只用电子邮件，除了作品一概免谈。她那点少得可怜的文学资历似乎也不值一提，从索邦大学拿到文学学士文凭后，她一直死心塌地地充当文学青年，热爱一切可以在白纸上写字的机会，连为朋友写求职信、为家人写聚会感言这类事情也乐意包揽。成名后的卡瓦尔达依然简单，有人为她算过一笔账：从2004年到现在，她至少已经赚进3200万欧元。可她依然住在靠近巴黎的小镇默伦，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只是换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买了一辆高尔夫小车，为两个孩子请了保姆，而这在法国顶多只是中产人士的标准。卡瓦尔达始终游离于当代法国主流文坛之外。她声称自己不想进入文学圈，也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她的作品在法国大红大紫，主流作家们依然无视她的存在，对法国文学的凋敝大发感慨。一如她的为人，卡瓦尔达的作品同样“波澜不惊”，它们关注的只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陌生的男女街头相遇调情，而好事却意外被搅了;怀孕妇女满怀喜悦地等着孩子出世，却发现肚子里是个死胎;梦想当作家的女人在出版社表示无法出版她的作品时突然瘫痪不起(《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一对典型的法国小资，在享受浪漫生活的同时，陷入琐碎无聊的想象或绝望的精神状态，他们总想改变生活方式却又无能为力(《曾经深深爱过》);四个男女青年一同住在巴黎埃菲尔铁塔边一处巨大的奥斯曼式公寓里，这些看似绝缘的人物因了一些特殊的机缘有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最终他们学会了彼此包容和谅解，和谐相处在同一个巴黎屋檐下(《只要在一起》);一名年近50岁的建筑师在好友的母亲去世后，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命(《慰藉》)。

　　卡瓦尔达一反自法国新小说派兴起后，纯文学作家们对故事的摈弃和肢解，或通俗作家们对制造充满浪漫与奇遇的故事的乐此不疲，也显然有别于萨冈、杜拉斯们，对叛逆、破坏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的向往，有意无意让作品蒙上恍惚迷离的神奇光影。她用近于口语的文字呈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职员、士兵、兽医、小资、工程师、青年男女，他们就像我们的朋友、家人，抑或是同事，我们在街上、商店里、写字楼里随时都会碰到，他们的故事也只在我们的“咫尺之间”。同时诚如法国女演员奥黛丽·塔图所言，“从她的小说里我看到的是生活中那一缕阳光，而不是生活里的黑暗和残酷。”卡瓦尔达力图通过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艰难的，充满了悲剧，然而快乐也无处不在。读她的小说，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这样一个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的年代里，人们在情绪倾泻之余，内心深处依然会奢望那一点点来自他人的善意和抚慰。由此之故，流传甚广的“文坛掌故”如她小说中叙述的故事一样真实可信:一位当医生的女士在一次聚会上，说到卡瓦尔达的小说，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因为她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也像书中的人物一样，曾经被抛弃，后来又得了癌症，多次想轻生，最后，是友情和亲情拯救了她。

　　有评论者对卡瓦尔达小说的魔力做出解析后称:她用小说的形式，安抚法国人的不安。这碗心灵鸡汤，慢火炖熬，味道纯正，不会让自视颇高的挑剔的法国读者把它归入文学快餐，在畅销的名义之下，她的小说仍然是一道能满足各个阶层读者的法式大餐。然而对于多数读者而言，与其去做这样的揣测，还不如学卡瓦尔达去见证平凡的力量。可以想见的是，卡瓦尔达对当下法国日常生活的关注，洞悉了人生在世无法超越的悲剧性的荒谬的生存处境，是对当代法国人灰色灵魂的深邃透视。这种关照生活的高远和穿透灵魂的力量，不仅给人强烈的艺术震撼，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同样有着鲜明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