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罗塞蒂的传记作者们受制于她的哥哥威廉姆提供给《1904年诗集》无心的贬损记述。“在作为一位女性诗人的声望上”，他评论道，“她从不放肆，也不会自愿提及她的任何成就：在满屋子的平庸者中她的应答似乎最平庸，就像所有人中那最不突出的。”这幅通过她的少言寡语而将注意力吸引于自身的女性肖像，其力量深深铭刻在其后的许多作家心中，包括弗吉尼娅·沃尔芙的随笔，“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932年)。其后寻察她外表上平淡无奇的一生，有时候会被她克制和虔诚的生活方式弄混。事实是孩子时期的罗塞蒂有着无法管束的脾气，而这即是表明难于确凿地理解在少女时代为什么她表现出了如此缄默的态度。

　　这常常使人联想到她曾经受到过两次不成功的恋爱的深深影响，首先是与画家詹姆斯·科林森(James Collinson)，1850年他对天主教的皈依使他成为不再合适于她的伴侣。相似的困难也发生在与诗人、翻译家查尔斯·巴格特·卡莱(Charles Bagot Cayley)之间，他所表现的、已证明为无法接受的原由是他的缺乏信仰。然而，卡莱在他以后的一生中继续保持了和罗塞蒂的接触，在他的遗嘱中把他“最好的书桌”遗赠给她。至今两者最可靠的传记中对于有关罗塞蒂的行为提出了些未必真实的假说。尽管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劳娜·莫斯克·帕克尔(Lona Mosk Packer)在1963年坚持认为罗塞蒂的诗记录了一场发生她在与画家、诗人威廉姆·贝尔·斯科特(William Bell Scott)之间的被放弃的爱情。简·玛尔什(Jan Marsh)推测，诗人父亲的可能引起罗塞蒂在性情上决定性的变化。显然，伦敦基督学院牛津运动者威廉姆·道德斯华兹(William Dodsworth)的布道形成了罗塞蒂的国教悔罪意识，并深深地影响了她。有好几年，她在海格特反省院感化堕落的女性。她也广泛地游历，1864年和她的母亲及威廉姆到过意大利。但自从1871年患上了格雷夫斯症，疾病不幸改变了她的外貌，她就差不多完全退出任何社交活动了。

　　无论如何，罗塞蒂并非完全孤立于她的同时代。据说她是艺术家代表作选辑会(the Portfolio Society)的通信成员，它的成员们互相之间传阅着诗稿。在这个群体里她的知交中有两个卓越人物，吉恩·英格娄(Jean Ingelow)和阿德莱德·安妮·普鲁克特(Adelaide Anne Procter)。她的通信还包括她写给诗人奥古斯塔·韦伯斯特(Augusta Webester)的信件。通过她的哥哥加百列，她开始结识——要只是略为了解就好了——诗人和画家伊莉莎白·茜德(Elizabeth Siddal)，罗塞蒂似乎并不欣赏她。在晚年时期，罗塞蒂定期接受丽萨·维尔森(Lisa Wilson)的来访，后者自己的诗取自罗塞蒂的风格。

　　克里斯蒂娜优雅圣洁的歌声，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为之倾倒不已。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在读到她的诗时，惊呼“再没有比这更辉煌的诗作了”，赞叹她的诗里回响着“天堂的明澈而嘹亮的潮声”;弗吉尼亚·伍尔芙称赞“她的歌唱得好像知更鸟，有时又像夜莺”，并且毫不犹豫地把她列在英国女诗人的首位;福特"麦多克斯对她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她“是十九世纪贡献给我们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至少是英语语言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