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如同流星般划过天际的王朝，它富庶，它节气，它强大，它传奇。没有一个朝代如同明朝，可以给人悲喜同在的感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没有一个朝代，能让人如此激烈的讨论，或藏或痞，或赞或毁。大明是令人遗憾的，它的灭亡是那么突如其来，却又好像理应如此。

　　在明朝末年，有一个年轻的皇帝和一群有为的名将，他们生不逢时，成为王朝的祭奠，然而他们却如同流星，奋力一搏，深深书写着大明的慨然与苍凉。

　　明朝在腐朽落寞的最后关头，曾经涌现过很多能力挽狂澜的名将，卢象昇，孙承宗，李定国，袁崇焕，孙传庭，熊廷弼。每个人都曾有机会颠覆明朝覆灭的必然，从历史上延伸出一段故事，然而每个人又如同昙花一现，带着命运深深的叹息。这其中，孙传庭是最特别的一个。

　　孙传庭是个彻头彻脑的儒生，26岁就高中进士及第，本来是为做官储备的辅佐之才。没想到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将怀揣着儒家治国道理的儒生推到“剿匪”第一线。

　　别的将领跟孙传庭不一样，人家世世代代就是武将，孙传庭本来是文官，临危受命成了“剿匪”头子，这也是命运赐予他的无奈。

　　孙传庭生在万历年间，当时张居正大刀阔斧的将明朝枝枝蔓蔓砍伐一番，露出“中兴气象”，张居正倒下后，国运再一次黯淡。

　　孙传庭在宦海沉浮中坚持到了崇祯八年，明朝开始进入惊风骇浪的时代。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金銮殿上那个年轻的皇帝再也坐不住了。

　　当时孙传庭被提拔成顺天府的府丞，还没坐稳板凳，就接到朝廷的诏书，朝廷说，希望孙传庭能够出任“剿匪”总指挥，肃清陕西的土匪。当时陕西巡抚无能，无力弹压，叛军越来越嚣张，搞的陕西百姓没有一天安稳日子过。

　　孙传庭匆忙到陕西，他面对叛军不慌不乱，镇定自若地指挥了这场战役，展现了过人的军事天分。盘踞在商洛的整齐王被朝廷被他诛杀了，朝廷对他颇为嘉赏。

　　不过，大明也是气数已尽，刚剿杀了商洛的叛变，一股起义军又在关中成了气候。孙传庭又被派去关中“剿匪”，起义军越弹压越多，灭了东边的，西边又出来了，搞得孙传庭一个脑袋两个大，偏偏大明朝廷也不安稳，崇祯帝时刻想着怎么用“驭臣之道”，对在外打仗的名将一边嘉赏，一边弹压，还请人去“监督”，左右掣肘，搞的名将都进退两难。

　　随着战事的进展，孙传庭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剿匪一刻也不能停，关外努尔哈赤已经渐成势力，直指京都。

　　孙传庭有全局意识，知道努尔哈赤想趁内乱杀入京都，于是加快了剿匪的力度，他率领本部军马亲自迎敌，还联络河南等地的明军，想形成合围。但没想到河南的起义军窜起，让孙传庭首尾不顾，十分狼狈。

　　孙传庭此刻成了大明的“修补匠”，拆了东墙补西墙，搞得元气大伤。这时北方的女真人跃跃欲试，想要趁乱夺取京都。在这样艰难的局势下，孙传庭还是收拾了关中、河南的起义军，给大明立了大功。

　　眼下大明几百年的基业摇摇欲坠，各地的义军像蝗虫一样越灭越多，公元1638年，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兵直逼北京城，绵延不断的万里长城也并非铜墙铁壁，无力阻止他们的铁骑。

　　此时，大明朝廷赶紧叫将领回来护驾勤王，卢象昇就被推倒历史的台前。卢象昇也是儒将，并且非常有才能，他却因为战功显著而被崇祯帝猜忌，崇祯帝对他百般忌惮，导致他无法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最终在巨鹿为国捐躯。

　　孙传庭临危受命，在京城跟多尔衮作战，就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居然有很多大臣说“议和”。崇祯帝一方面忌讳孙传庭，怕他谋反，一方面又犹豫不定，到底是战是和，孙传庭因为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一急之下耳朵不好用了，但崇祯帝依然对他不信任。

　　后来孙传庭被关进监狱，崇祯帝继续玩弄权术，对臣子“恩威并施”那一套，却全然不顾大明基业马上要毁于一旦。

　　卢象昇死了，袁崇焕死了。现在能独当一面的也只有孙传庭了，皇帝和朝臣其实心如明镜似的，现在也只有孙传庭可以一用了。所以孙传庭很快就被放了出来，朝廷用他来对付李自成。

　　李自成可不是什么纸人纸马，不是轻而易举可以的，朝廷已经是十二万分火急了，孙传庭在紧急的战况下，还制定了一些“与民友好”的政策，希望能挽回民心。但是起义军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开掘黄河，把开封城淹了，孙传庭处境十分艰难。他本来要死守潼关，可朝廷一道赦令却让他很苦恼，他要与叛军背水一战，却背负着不被信任的失落，一身英气，万死抵挡，战死在潼关。

　　很多文官武臣不明白一个道理，朝廷虽说是为万民的福祉，却只是老朱家的天下。作为一个外臣，你太不行，人家说你不堪大用，你太行了，人家防备你，觉得你不怀好意。不仅是崇祯帝，历朝历代很多皇帝都是如此，只不过崇祯帝的心胸更为狭窄罢了。

　　可惜了孙传庭，这位中流砥柱的人物，抱着深深的遗憾划过大明的夜幕。孙传庭死后不久，大明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