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因病就医的凯塞林接受了德国三个老兵组织的授予他的荣誉主席头衔，它们分别是由空军老兵组成的“空军环”、非洲军老兵组成的“德国非洲军协会”和右翼组织“钢盔、前线士兵联盟”，而凯塞林的名声因他在后者的领导地位而蒙上了阴影。凯塞林曾试着改革“钢盔、前线士兵联盟”组织，如提出以新的德国国旗取代该组织原有的旧式帝国旗、取消成员间的“前线万岁!”(Front heil!)问候语、允许社会民主党加入组织等建议，但组织内反应却十分冷淡。

　　1953年，凯塞林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最后一日的士兵》(Soldat bis zum letzten Tag)。虽然本书是写于监狱，无任何资料用以参考，但仍为有价值的资料，军事历史学者亦由此得知更多关于德国入侵苏联的背景资料。当英文译本出版后，凯塞林从中写到关于“德国空军并未在不列颠战役中被打败”、“入侵英国本土的海狮行动没有认真制定”时，引起了一些争议。1955年，凯塞林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狱后不久的凯塞林接受了意大利恩佐·比亚(Enzo Biagi)的采访，他表示，导致800名意大利平民被杀害的“马尔扎博托事件”是一次“正当的军事行动”。由于该事件为意大利在二次大战中所遭到最严重的平民遇难事件，凯塞林此话一出便引来意大利议会的愤慨与抨击。凯塞林的回应则是他曾“解救意大利”，意大利人应该要造个纪念碑给他。1952年12月4日，意大利记者、大学教授、政治人物、同时也曾为大战中反德运动领导人的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Piero Calamandrei)写了反主义的诗作——《耻辱的纪念碑》来“回应”凯塞林，在此诗里，卡拉曼德雷伊写道，若凯塞林返回意大利，他确实会看到一个纪念碑，但那是一个比岩石还坚硬，由愿意拿起武器、保持尊严、不散播仇恨、反抗世界上的耻辱与恐惧的意大利战士们所组成的纪念碑。卡拉曼德雷伊的诗作后出现在库内奥与蒙特普齐亚诺两个小镇的纪念碑上。

　　恢复自由后，凯塞林开始同他认为“抹黑了德国士兵的荣誉”的一切进行斗争。1953年11月，凯塞林在一场审判战争罪的法院上警告德国政府，若继续尝试审判二战的德国士兵，德国的新军将招不到任何志愿者。他也热情地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政策，表示：“以前的战争对手必将成为未来和平的朋友与同志”。另一方面，他还宣称发现了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相信我们必须以民主原则来修正思想”的一群人，并表示他无法容忍此事。

　　1954年3月，凯塞林与妻子以平民身份造访奥地利，并与几位老战友和正被奥地利当局关押的德军战俘会面，由于其中几位是党卫队成员，奥国政府感到尴尬，下令将凯塞林驱逐出境，但后者不予理会，继续依照原订计划，完成了为时一星期的寻访之旅才离开。唯一正式接见凯塞林的官方机构为西德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的奖章委员会，后来该委员会一致同意，凯塞林可以继续配戴奖章，但其上不得有卐字标记。凯塞林还曾于一段时间里，经常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在对前国防军将领的审判法庭上，这些被告曾在大战末期犯下战争罪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为陆军元帅斐迪南德·舍纳尔。

　　1960年7月16日，凯塞林因心脏病死于德国巴德瑙海姆的一家疗养院里，享年74岁。凯塞林的葬礼按钢盔团的仪式举行，下葬于巴德维塞的山间公墓。钢盔团成员抬棺，并于墓前行鸣枪礼。凯塞林的前部属齐格菲·魏斯法尔代表北非与意大利的德军老兵们发言，表示凯塞林是“一位值得敬仰、善待所有官兵的人物”。代表前空军与联邦国防军的卡姆胡伯也致辞：“凯塞林因早期成就、而非晚期的活动为人所记”。出席葬礼的还有前党卫军大将约瑟夫·迪特里希、前德国总理弗朗兹·冯·巴本、舍纳尔、海军元帅和前联邦总统邓尼兹、前国防军少将奥托·雷莫、前党卫军上校约亨·派普和前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外交大使哈恩等人。

　　2000年，巴德维塞举行了一次凯塞林逝世40周年的纪念活动，联邦军并未派遣任何代表出席，理由是“与我们传统不相称”，后来到场者为来自两个老兵组织——“德意志卡西诺山协会”(Deutsche Montecassino Vereinigung)以及“德意志空降猎兵协会”(Bund Deutscher Fallschirmjäger)，他们依旧认为凯塞林为一位值得景仰的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