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尔迪厄作品在法语和英语两种不同语境中的不同遭遇，我们可以观察到语境转换对知识分子话语本身的影响。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的主要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英语，这个时间的选择并非巧合，大约在那段时间，布尔迪厄在法国学术界开始取得中心地位，并通过教学活动和创立位于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中的欧洲社会学中心，开始扩大他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这同一时间，英美大学中的新一代学者正在普遍地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很多人开始探究超越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之外的法国社会理论的贡献。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同他们这一代的其他一些人一起，作为一个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被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他们的工作取代了结构主义在英语世界所占据的地位。

　　仅从时间流逝的角度看，翻译同时也把作品拖离了它们原来的知识分子语境，并把它们放入了新的语境之中，这一过程的负面作用在布尔迪厄这个例子中显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布尔迪厄研究工作的统一性普遍地失去了。这一损失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即英美学术界不具有能与法国“人文科学”相比较的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场。那些在巴黎被一起放在“人文科学”标签下的书，在牛津、柏克莱、芝加哥等大学的书店里则分门别类，自成一统地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栏目里。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由于一系列精美的结构主义分析而为英语世界的人类学家和中东研究学者所熟悉，也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对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尔的研究和他的短篇人种论《阿尔及利亚1960》。布尔迪厄与让—克劳德·巴塞朗合著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则使他名列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家”和教育学中的“再生产理论家”。而这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几乎没什么联系。1977年英文版的《实践理论概要》出版时，人类学家广泛地阅读这本书，但该书最初却为社会学家所忽视。

　　198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区分：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的英文版，布尔迪厄在这本书中批判了康德式的探索美学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批判使学术注意力变窄的趣味判断。然而英语世界的读者普遍地把它归类为对趣味模式一边倒的结构主义叙述，这本书甚至还被挤到了有关大众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这一类别，因而剥夺了《区分》根本性的批判冲击力。这类支离破碎的解读，继续尾随着英语世界对布尔迪厄作品的接受，而布尔迪厄在看似各种各样的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生产方式却被完全忽略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布尔迪厄运用了大量英美语言中的策略。他发展习性这个概念是为了摆脱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观点的二元论。在他看来，习性的即兴反应不仅仅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也是策略性的因素;不仅仅表达了个别行为者的主观意图，而且具有结构基础。它们是布尔迪厄称之为“资本的积累”的策略。为了详细阐释这一想法，布尔迪厄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关于作为社会行为的语言用法，以及英美话语的策略，尤其是经济最大化方面的词汇。这些术语的运用使得布尔迪厄能够发展一种相对独立于法国语境的方法。然而，这也为英美学术界成问题的解读打下了基础。英美学者往往倾向于把布尔迪厄对这些术语的运用放到法国话语的语境之外来理解，仿佛这些术语的运用独白式地表达了英美(尤其是经济主义)话语的策略性的理性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法语语境中布尔迪厄强调的是其作品的经验性基础，而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却必须重新肯定布尔迪厄作品的理论性一面。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与二分法。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与发人深省的阐述，但布尔迪厄的理论基调却是中庸的，就象他一再强调象征资本对经济资本的调解作用一样，布尔迪厄的作品所表现的调解倾向，正是人们误读的根源。这一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决定了布尔迪厄不可能象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那样引发即时性的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却也为布尔迪厄留下了更为宽泛的理论上的回旋空间。也许这正是布尔迪厄的理论影响长盛不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