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尔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

　　布尔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论的和哲学的论辩等等，布尔迪厄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布尔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贝恩亚，他早年学术生涯一直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阴影。他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绪尔的理论命题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为实践和言语对立面的文化和语言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开始探索一种有关文化实践的理论，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当分析超越了传统的对立关系及二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视野的局限性之后，理论的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布尔迪厄觉得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建立一种对古典社会理论的批判。

　　布尔迪厄认为古典社会体现了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一种对立。主观论者往往对信念、欲望、行动者(Agent)的判断等估计过高，而客观论者则力图从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或文化逻辑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与行为，并把这些因素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比行动者的象征结构、经验和行为更为强有力的东西。布尔迪厄认为，无论是客观论还是主观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生活。

　　在他看来，社会生活必须从下列角度来理解，即：既要公平对待客观物质、社会的和文化的结构，又要公平对待正在建构的实践和个人与团体的经验。

　　布尔迪厄在许多文章中，还试图克服与之相关的两种知识之间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观察者建构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对他们自己的世界具有实践性把握的人所运用的知识。

　　最终，布尔迪厄试图超越科学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他把科学看作社会场(Field)的一部分，把科学家看作社会场的产物。他认为科学场并不拥有不同于其他场的特权;它也是行动者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过权力来建构的。科学在分析行动者的观念对建构社会现实所作的贡献时，同时也认识到那些观念经常也会误认社会现实。同样地，科学家对自身现实的建构(科学场和科学行为的动机)，也会经常误认科学场的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认为必须倡导一门反观性的(Reflexive)社会科学，必须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理论对立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有效地把现象学和结构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种完整的、认识论的连贯性模式之中。

　　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社会质询的模式，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却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人类学。因为它包含了对分析者自身活动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一活动从理论上来解释他人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