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仑的文章，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通俗的，内容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都充满着进化论，特别是思想方式的进化。不论是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关于“所有权的起源”，还是关于“妇女的未开化状态”，或是在《经济学季刊》上刊出的“经济科学的偏见”以及“为何经济学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凡勃仑的思想充满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点。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强调这些进化过程给社会带来的好的结果，凡勃仑则强调那些早先时代的时代错误之残余，在那些时代里，由于思想落后于变化中的现实而使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经济学之所以落后于时代而于事无补，正是因为它的分析方法不是进化的。

　　常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受到了批评，并非由于他们本身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把注意力囿于一些狭窄的偶然现象，并且拒绝对经济活动发生在其间的广阔文化环境进行理论上的探究。凡勃仑认为，有些经济学模型考虑的经济调整，是“没有滞后、漏洞和摩擦的”，所以，这些模型是完全不现实的。不过，这并不是天真的抱怨，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家们有时也抱怨理论模型并不能完完全全地复制现实世界的所有突出特点。凡勃仑承认，要使一种理论“有用”，它不必“像真的那样真”。但是他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特殊假设所遗漏的，正是他认为对于研究国民经济怎样和为什么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持续不断地发生结构深化这个问题最为重要的东西。凡勃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法“解释增长现象的，除非增长只是指大小、体积、质量、数目、频率方面的变化。”

　　凡勃仑希望经济学所做的那种研究不同于在他之前的任何经济学研究，也不同于他之后的经济学研究。这种研究是要发现经济模式发展变化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和结果，这种经济模式变化，如从渔猎社会发展到了农业社会，从手工业到工业大生产。很明显，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凡勃仑批评他们提出了种种错误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他们所提问题的错误回答。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了不少挖苦话，也提出了很多格言警句，这些后来都被其他人用于对经济学进行更彻底也更天真的攻击。

　　凡勃仑本人努力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认识经济模式的演进，模糊了经济学同社会学或历史学的界线，并的确模糊了经验研究与自信地揣测之间的界线。当他写《妇女服饰的经济学理论》或《手艺的本能》时，很显然，他已处于一个模糊地带。的确，在他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著作之间没有一条明显易辩的界线。

　　凡勃仑所倡导的制度经济学，与它以后的一些变种有很大的不同，这部分地是凡勃仑给制度下的定义所致。凡勃仑认为制度不是组织结构，而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的思维习惯”。它们是在给定的时间、地点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固定做法、习惯、行为准则、权力与财产原则”。有时候这些原则要与组织实体结合，但仅仅对组织的描述(就像以后的制度经济学家所为)并不是对使它们有意义的一些基本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进化进行分析。凡勃仑更倾向于分析，而不是描述。他还原模仿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根本不能称历史学派创造了一门科学，他们的目的不是进行理论研究工作”。而凡勃仑的目标是理论研究工作，然而，很久以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却陷入对某些特定结论的过分描述。

　　从建立了许多理论来看，虽然凡勃仑是一个理论家，但是他既不是一个系统的分析家，也不是依赖经验证据的系统的理论检验者。提出一些先入为主判断。举出了一些有准确的例证，对反对意见做些不痛不痒的反驳，这就是凡勃仑通常的风格。

　　凡勃仑的著述并不缺乏经验事实，但他缺少经验证据。在凡勃仑的文章中，可以发展很多描述性的东西，但很少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这与从某个一般理论得出的具体假说联系起来。这成为他留给制度经济学的部分遗产。凡勃仑早期的一篇关于小麦价格的文章，是乏味地做统计学描述的一个典型，这种风格也成了他的学生威斯利·C·密契尔(Wesley C·Mitchell)创建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建所初期的标志。

　　通过密契尔、J·M·克拉克(J.M. Clark)和他的其他门徒，凡勃仑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他自己的学术生涯范围和他的寿命。他的著作成为经济学内外用于社会批评的学说和警句格言的一个源泉。但是从长远观点看，经济学技术上的发展使制度经济学远远落后了，甚至连全国经济研究所最终也成了研究新的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趋势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凡勃仑，很难说当代的经济学能与过去的经济学有所不同。不过，凡勃仑仍不失为一位领一代风骚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