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以才高八斗的文人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名单，但冠以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头衔的，恐怕只有徐渭徐文长一人。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真正如荷兰的梵高那样发疯，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

　　读徐渭史传，内心颇为沉重。这么一个天赋、才分极高的人，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处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冤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实堪嗟叹!”这是王长安先生概括徐渭的人生经历时所作的一首十字歌。他自己写诗说：天下事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他被称为“中国式梵高”。

　　历史上的天才都是一样的，徐渭“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徐渭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多岁时，徐渭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炼等人相交往，为“越中十子”之一。沈炼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渭，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渭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嘉靖帝统治前期，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 “兴土木，修殿堂;兴文化，建学堂”，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嘉靖帝重视文学艺术，谕示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是《梅》和《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小说戏曲杰作写作的时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兴，是从嘉靖时开始的。

　　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学素养较高，他的诗词写得较好，是历代帝王少见的。嘉靖间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学家，出现了许多优秀文人、学者和文学流派，出现了不少胸怀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谏的诤臣，都与嘉靖皇帝的涵养人才相关，与其所实施的政治宽松相关。这期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天下翕然称治”，明中期嘉靖帝以前中期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出现“嘉靖中兴”的历史局面。

　　明代恢复唐、宋科举制度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律格式，还规定考中秀才即可免交赋税、免服徭役、不受体罚，这对读书人应该具有相当大的力。

　　徐渭这位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坊间的神童生逢这样的时代，自然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命运之神却捉弄他，使他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与有司”，并不是偶然的。徐渭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

　　徐渭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当时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第，前途无望，对其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岑参《和贾舍人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入赘的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看看他此前的命途多舛的经历，便令人唏嘘不已!

　　三个月大时父亲病故。

　　四岁时，二嫂杨氏去世，他能够像大人一样迎送吊丧宾客。

　　十岁时，家道中落，生母被遣散出门，仅仅十岁的他与逃跑的仆人对簿公堂。

　　十四岁，嫡母去世。

　　二十岁，入赘潘家。

　　二十一岁，二哥去世。

　　二十五岁，大哥徐淮去世，家产被无赖霸占。

　　二十六岁，妻子潘氏去世。

　　亲人接二连三去世，家境陷入困境，有才不逮，心情极端郁闷，估计这段经历使他的精神受到刺激，使得他性格逐渐放浪狂狷。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对徐渭来说，是一生中最幸运的短暂时光。在这之前，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渭一方面写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

　　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当时总督东南军务的直浙总督胡宗宪读了这些文章，又听说徐渭的才名，便将徐渭招入其幕府掌文书。

　　布衣文士依傍军事大员谋取名利，是嘉靖以来的普遍社会风气。徐渭在穷困潦倒之时，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入幕之初，凭自己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关注，亲临抗倭前线的实践，以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为报胡知遇之恩，他向胡宗宪献计献策，运筹帷幄，屡出奇计大破倭寇倭奸，为胡宗宪赏识。他也特别希望借助胡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

　　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宪后台严党赵文华死。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的，在很多大臣的眼里，胡属于严党。赵文华已死，严嵩失宠，胡宗宪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眼看胡宗宪的抗倭大计即将毁于一旦。

　　嘉靖三十七年(1558)，就在胡宗宪绝望之际，舟山捕获白鹿，徐渭为胡宗宪代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等并献于朝中，受到嘉靖帝的赏识，视为祥物，史载“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董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胡宗宪因此获得了嘉靖皇帝的支持，保住了地位，继续抗倭大业。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也格外优容。

　　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渭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渭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这是徐渭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朝廷多年曾经炙手可热首辅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渭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

　　徐渭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株连，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

　　徐渭自杀的场面，是极其惨烈的。据《明史·文苑传》记载，他曾九次自杀：一次先以利斧击自己头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一次似鬼神附体，他以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数寸，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丝毫不觉得痛苦，又不死;后又用椎子击碎自己的肾囊，仍不死。这些残酷、极端的自杀方式，远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虽然屡次自杀未遂，但徐渭的“心疾”似乎并未缓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在牢狱的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渭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渭已经五十三岁了。

　　经历了如此命途多舛、形影相吊，落魄狷狂，斑斑血泪，徐渭已不再有什么人生理想及政治上的雄心，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本来出狱后，他还有两次机遇改善后半生，一次是万历四年(1576)夏，他应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之邀北上做幕府，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

　　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水土不服导致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再去北京。张元忭几年前为营救他出狱不遗余力，在他落魄时又及时帮助他，按常理他应感激不尽，但他由于性情原因，时间不长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常常以礼教约劝说制约徐渭，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这使他大为恼火。

　　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如此恶语反问对自己有恩的老友，动机确实令人费解，俩人感情冷漠是必然的。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他就再没有离开过家乡。

　　徐渭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他的苦难与狂狷转化成了巨大艺术的能量而相继迸发，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

　　他的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那如椽大笔向世人展现出其高超的用笔、结构以及章法技巧，笔墨苍润相间，满篇点画狼藉，笔画跌宕起伏而从容不迫，笔意奔放豪迈，有如狂风骤雨，渴骥奔泉，酣畅淋漓而又苍劲浑厚，飞扬恣肆而又不失法度，令人叹为观止。法笔势酣畅，锐气十足，用笔纵肆淋漓，放浪开张，满纸云烟，摄人心魄。纵横恣肆，诡异奇伟，满纸龙蛇。

　　细品之，则笔画沉劲，欹中取正，字字分明，可谓艺高胆大。故袁宏道称徐渭为“字林之侠客”。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对权贵从不献媚，也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他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

　　从 “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最后几年，他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穷困潦倒的徐渭贫病交加，最后在自己破旧的小屋中以73岁高龄离开人世，门口的对联是自己写的“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身下是杂乱无章的稻草，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极度凄凄惨惨戚戚。

　　按照20世纪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激进意志的风格》著作的阐述，精神错乱导致的疯狂，是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表现，是20世纪以前对那些癜狂天才者流行的一般阐述观点。这种关于疯癫病人格心理分析观点，似乎也可用到四百多年前的徐渭身上。

　　徐渭不惜反复自残身体的激烈狂厉行为，作为情绪宣泄和意志抗争，确实也得到当世及后世一些文人的认可。袁中郎在《徐文长传》评论道：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污秽之习，百世之下，自有定论，胡不为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寄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他是诗人，他是画家，他是书法家，他是军事家，他是戏曲家，他是民间文学家 ，他是美食家，他是酒徒，他是狂禅居士、他是青藤道士、他是旅行家，他是历史学家。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他让郑板桥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令现代大师齐白石“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

　　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

　　四百年后的今天，我在读徐渭史传及徐渭的诗、书、画作品意境时，心头不时的遭受着撞击，他只能在自己天马行空的形象思维艺术中，释放着自己被长久压抑的生存痛苦，他是用心里的泪和血在书写着自己的尊严。

　　艺术往往是痛苦的结晶，或是身世或是精神的痛苦，才使得艺术在灵魂负役般的煎熬和磨砺中得以升华而成为不朽——我仿佛透过历史的天空，隐约看到一颗原本高贵的灵魂在乌云笼罩下的尘埃上顽强而又不安地抗争着、漂动着，而他那颗高贵的灵魂却让人永远不敢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