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略萨的小说，内容贴近现实，风格各异，体现了略萨对小说表现形式的不断探索和实验主义精神。略萨的创作以结构新颖见长，他的小说在结构上都各有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许多评论家称他的小说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结构现实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写作手法，它是在反映现实时寻求结构的多样化，以全面反映现实著称。

　　主题

　　社会和政治问题是拉美文学的中心题材之一，拉美作家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性，优秀的拉美作家常常也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各国文学界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略萨同样也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决不是静坐在书斋中的作家。他从不否认自己的政治倾向，作品触及社会最真实而敏感的神经。文学创作源自其生活的社会政治环境，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真实事件。略萨感受到诸如此类现实政治事件对人们发生的影响，希望用小说创作来探讨社会现状，他以深刻的怀疑，冷峻的解剖，道出尖锐的真实。故而，有人将略萨的小说称为“病原学小说”。

　　纵观略萨的一生，他都在和拉丁美洲以及秘鲁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对于自由的强烈渴望，引发了他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略萨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对小说的结构及叙述形式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创造出了更加丰富的小说结构和叙述形式，以生动形象的笔触向读者描写出拉丁美洲独特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他的作品大都聚焦于拉丁美洲复杂的社会状况，以犀利的口吻猛烈地批判秘鲁及拉美地区的社会弊端，成为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新传奇。

　　略萨的青少年时期曾生活在军事统治之下，因此深深体会到统治对社会的危害。他从青年时期起就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反统治的斗争，后来又通过文学创作对暴君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这一主题几乎持续出现在略萨的创作中，成为其恒久的“主旋律”。对此，略萨也承认自己“一直对统治有点着魔”。

　　踏上上文坛伊始，略萨的小说就把矛头直指危害社会的军事政权。例如1960年发表的处女作《城市与狗》，表面上写的是一所名为莱昂西奥·普拉多的军事学校内的学生生活，实则借此表达对秘鲁政治的反思。这所军校俨然成为当时军事政权的缩影。校内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不同的种族，但在学校当局严格纪律和残酷训练的束缚下，都要被培养成合乎军事当局要求的军人。学校是座熔炉，它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孩子爆炸性地混杂在一起，从而加剧了这一紧张气氛。小说开幕就是几个学员在策划偷窃化学考试题目，卡瓦不幸被选中。被震怒的校方扬言要找到小偷，不然，则对全班进行留校惩罚。被称为“奴隶”的里卡多·阿拉纳因思念女友无法忍受周末不准回家的惩罚，告发了卡瓦，导致卡瓦被开除。不久，“奴隶”在一次演习中被“美洲豹”打死。学生家长要求校长说明真相，“诗人”阿尔贝托也向连队负责人甘博亚中尉揭发这一丑闻，但校长命令全校统一口风：这是一次偶然事故，绝非故意杀人。与此同时，校长还将“枪支走火”的肇事者禁闭起来;将甘博亚贬往高原，奴隶事件最终不了了之。在略萨的笔下，上校校长俨然成为军事者的代表形象：表面上道貌岸然，动辄摆出一副廉洁奉公的姿态，实际上阴险狡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下级，甚至草菅人命。谁若稍有反抗，他便露出狰狞面目，凶狠地加以。略萨清楚地看到，“城市”的丑恶和“狗”们的凶残，根源皆在于统治制度。

　　巴尔加斯·略萨自己也曾坦言：“你既然是个作家，那必须就道德、宗教、政治问题拿出主意来”，“文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娱乐，他与生活有关，与各种社会问题有关，因此优秀文学必须帮助人们生活”。秘鲁的落后专制的社会、处在艰难境遇的人民……都让巴尔加斯·略萨产生了无尽的创作欲望，“文学是对抗权力的一种形式，通过文学活动可以永远向任何权力质疑，因为优秀的文学表明了生活的缺陷，表明了任何权力在满足人类理想时的局限性”。“同时，我主张介入生活。我认为要写好作品，既需要和某些现实保持距离，同时也需要与生活交流”。

　　手法

　　结构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也称新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则较早地被文学评论家何塞·路易·马丁提出，且将其应用于文学领域。“结构主义”这一概念，来源于19世纪末欧美追求工业化生产效率和社会分工的时代背景，它以反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事物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特征。结构主义转入到文学领域，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结构现实主义文学。

　　巴尔加斯·略萨曾说：“观察现实的角度是无限的。尽管不可能一切角度都涉及，但是表现现实的角度愈多，小说就愈出色。《战争与和平》是这样，某些骑士小说也是这样。骑士小说包括的现实有神秘的、宗教的、历史的、社会的、本能的等等。而现今小说的尝试总想用一条渠道、一个角度表现现实。我却相反，我主张创作总体小说，即雄心勃勃地从现实的一切方面、一切表现上来反映它。”这是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人们对现实的观察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小说表现现实的角度和层次愈多，就愈成功。为了全面地表现现实，为了写出伟大的小说，作家应该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和层次上去把握现实，表现现实。所以略萨在小说中，为了做到多角度和多层次，他采用了许多手法，比如对话的多种形式，故事情节的分割、组合，公文或函件的充分运用，电影和电视的表现技巧，绘画中的透视法，时间和空间的频繁转换等等。其艺术效果可以使读者对作品展示的现实世界产生全面的感受或了解，或曰立体感、总体感。

　　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打破传统的小说结构形式，采用各种新奇别致的结构模式安排情节，讲述故事，艺术地反映社会现实。比如《绿房子》，小说由五个故事组成。按照传统方式，作者可以将五个故事一一叙述，按照正常的时序讲故事。但是略萨不肯墨守成规。他认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复杂多变的，文学品也应该是丰富多彩、富有诗意的艺术品，否则就不能反映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作品就会流于平庸、平淡，缺乏魅力。他主张艺术地再现现实，创作一种艺术小说。所以他在《绿房子》中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式结构形式，即把五个故事分割成若干片断，轮番讲述。例如第一、三部分，每章包括五个片断即五个场景，分头讲述五个故事。第二、四两部分，每章包括四个片断即四个场景，讲述四个故事，因为胡姆的故事消失了，博尼法西娅和二流子的故事合二为一。由于结构上的这种安排，时间和空间的顺序就被打乱，叙述方式就变得多样化了：跳跃、颠倒、独立、交叉、分散、合并，这些形式的运用，使叙述变得多姿多彩。此外，作者还运用“套盒术”，使故事中再套故事，对话中再夹对话。这种结构形式的叙述方法新颖别致，不同一般，其效果就像万花筒，使现实生活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在阅读时会产生一定的好奇心，产生把书读完的兴趣。

　　又如《酒吧长谈》中略萨雄心勃勃地通过这部小说打算去描绘秘鲁的整个社会生活。他选择了年到年秘鲁的奥德里亚将军统治时期， 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隐藏着他反对任何军事的政治主张。小说中有两个最主要的人物，一个是绰号叫“小萨特”的记者，他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另外一个人物， 是给的军政府要员当司机的安部罗修，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名叫“大教堂”的酒吧里进行的谈话成为贯穿全书的主要叙述线索。而在他们的谈话中，其他被谈到的场景、人物、矛盾纠葛，纷纷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登场， 以同步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如同一串糖葫芦那样， 一个个由故事和场景构成的完整的小“糖葫芦”，在叙述主线的贯穿下，生动和饱满地被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在这部小说中，略萨把“结构现实主义”的特殊结构和多层次的叙述手法运用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他创造出一种对话的“通管法”， 即在小说中可以让五个场景中的人同时进行对话， 而不加以解释和提示，却不会使读者混淆对话者，从而获得了共时性和空间并置的画面感。于是，空间展开了，时间也平面地展开，场面逐渐地宏大、复杂和广阔起来，整个社会的人和事都被囊括了进来。小说塑造了近百个秘鲁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形象， 分别代表秘鲁特定历史阶段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大到最高统治者、军事当局的者和一群蝇营狗苟的政客，小到贩夫走卒和鸡鸣狗盗之徒，以及忙于生存的普通老百姓， 给我们描绘出如同古代罗马帝国斗兽场一样的秘鲁社会的本质— 在这个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所统摄的国家里， 到处都在进行着生存权利的竞争，残酷而充满激情，暴力而充满欲望的勃勃生机，呈现了五光十色的人性，正是这些，构成了小说本身的复杂、多层次，也构造了拉丁美洲的秘鲁神奇的社会现实和历史。

　　另外，在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Cartas a un joven novelista，1997)提到了“中国套盒”和“连通器”等概念。“中国套盒”与“连通管”是略萨创作小说的两种叙事空间结构理论，按照巴尔加斯·略萨的观点，中国套盒“这种性质的结构：一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为了这个方法得到运转，而不能是个机械的东西(虽然经常是机械性的)。当一个这样的结构在作品中把一个始终如一的意义——神秘，模糊，复杂——引入故事并且作为必要的部分出现，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的时候，这个手段就有了创造性的效果”。关于连通器，略萨则认为是“发生在不同时问、空间和现实层面的两个或者更多的故事情节，按照叙述者的决定统一在一个叙事整体中，目的是让这样的交叉或者混合限制着不同情节的发展，给每个情节不断补充意义、气氛、象征性等等，从而会与分开叙述的方式大不相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套盒和连通器这两种创作结构都强调的是相瓦生发、延伸的故事或者情节有机的统一于叙事整体，但又不是生硬的机械式组接，而是相融互补，从而产生好的叙事效果。

　　立体主义

　　有评论家认为，略萨小说的艺术渊源可追溯至1911年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所创立的立体主义(又称立体派，Cubism)的学说。略萨的小说和立体主义画派所强调的特征有异曲同工之妙。略萨说过，伟大的小说不是去抄袭现实，而是把现实解体而又适当地加以组合和夸张，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把现实表现的富于多面性。显而易见，两者在美学追求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略萨以其高度的艺术创新性，在小说叙事艺术中进行了立体主义实验，成功地运用了绘画中的并置和拼贴技法，打造了一个立体化的文学世界。

　　并置

　　在现代艺术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的并置，首先应被看作是一种绘画概念，因为它给人的感觉首先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德国的莱辛曾把艺术划分为视觉艺术和叙事艺术，并且分析了两者的差异。认为绘画是以空间共存性为基础的并置艺术，而小说则是以时间连续性为基础的时序艺术。早期的立体主义绘画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点，对一物体作分解，然后把得到的多种元素重新组合，形成并置，以便相互渗入而成为一个整体形象，毕加索的《阿维农少女》就是这个结论最好的阐释。并置是立体主义最常用的构图修辞，被艺术家们作为一种常规武器运用到绘画的各个方面而且炉火纯青。

　　《狂人玛伊塔》是最能表现作者运用不同角度叙述者讲述的并置的作品。小说中作者把26个不同版本的玛伊塔故事结构成一个文本。26位叙事人分别以同学、亲戚、同志、暴动同仁、敌对党人等各种身份，分别叙述玛伊塔的童年、少年、老年、生活、社交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武装暴动的经过，玛伊塔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形象都是不同的，使读者对玛伊塔形成多角度的立体观察。26位叙事人由于所处的叙述语境不同，叙述风格各不相同，小说的叙事文本实质上就是由26个不同的版本构成的，不同版本之间构成了相互补充和相互冲突的一个整体。26个叙述者的叙述，如同立体主义绘画一样被切割成大小不同的板块，使一个简单的故事变得非常复杂，构成了一个结构的迷宫，使文本在结构上具有了鲜明的立体感。作者将不同叙述者的叙述并置在一起，使得小说成为了一场大型对话，这也是宏观并置所期待的效果。

　　拼贴

　　“拼贴”(collage)一词来自法语“coller”，本属于美术用语，原指绘画艺术中将异质材料碎片拼接、粘贴在一起的构图方法。略萨认为第一个将拼贴技巧转化成叙述技法的作家是多斯·帕索斯，譬如他在小说《曼哈顿中转站》插入了报纸标题、新闻片断、流行歌曲、官方演说、报告引语、广告街道路牌等，其目的“为的是确定历史时刻，绘制出故事的社会背景，在某些情况下，揭示出某个人物的归宿，对此人福星或厄运已经给予他充当新闻人物的荣誉”。正如巴塞尔姆所言，拼贴的意义在于把“不同的事物粘在一起，以其最好的状态，产生出一种新的现实”。

　　对位法

　　略萨在小说中大胆采用了音乐元素，最新颖别致的要数对位法的使用。对位法是音乐史上最古老的创作技巧之一，对位法是复调音乐的写作技法。“对位”一词源于拉丁文“punctus contra punctum”(音符对音符之意)，即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和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构成对位的几个声部，若仅有一种结合方式，其相互关系不可更换者为单对位，相互关系可更换者为复对位，上下可换者为纵向可动对位，前后可移者为横向可动对位，两项兼可者为纵横可动对位。

　　这种在音乐创作中使用两条或者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并且彼此融洽的技术，后来被文学家所借鉴，在小说创作中将互不相干的两个主题、各自独立的两种题材安排在同一部小说里，文学史上使用对位法的经典之作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的《野棕榈》。《野棕榈》写的是一个两种类型的爱情故事，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放弃了一切，而另一个则放弃了一切以便远离爱情。“这是两个永远也不会混淆、但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相互补充的故事”。

　　影视技巧

　　略萨的许多小说像剧本，适合拍成电影，其中小说《城市与狗》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曾被多次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大银幕。1999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二个电影版本入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略萨的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不是偶然的，这和他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借用一些影视技巧来进行叙述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略萨曾经为派拉蒙公司写过电影脚本，所以他对电影并不陌生。在创作时，他善于把电影艺术的闪回、多镜头摄影、蒙太奇、旁白等技巧引入小说，形成变化多端、斑驳陆离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