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存在状况即本体论，一直是波伏娃关心的首要问题。她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死存亡的关系来考察精精神与肉体的融合与撞击。孤独感刺激波伏娃思考人的身体与思想、死亡和存在的偶然性。

　　波伏娃运用爱的特例表明情感与永恒难以相互转化。爱的双方为了追求对方的超越把希望都寄托在：无法超越的处境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以超越他人作为晋升自我的阶梯。然而，超越是有限度的。使用“绝对自由”的特权任意逾越，以实现自我的永恒，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行为表面看似超越，实质上是走捷径。“长生不老”的东西，应该在生活中找到。依照波伏娃小说中的论断，人既无法实现意识和情感的超越，又不能寄希望于永恒，最后走向无尽的孤独。

　　波伏娃不仅在人的个体生命观上是悲观的，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绝望的。人生是孤独的，生命和社会都没有出口和前途。人们必须通过不断地遗忘，更新存在的感觉在对前辈的否定和克服中前行。永生的痛苦是人类的悲哀，这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剧。

　　作为“存在主义教母”的被伏娃，本着对人自身的基本问题的深切关怀进行文学创作。人是什么，人怎样的生存，人应该如何生存，始终是她小说百奏不变的主旋律。

　　她更关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社会，历史政治的描写是为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设置的：更关心人的“自由”，而不是他们的“幸福”，帮助人们从浑噩无知或孤芳自赏中走出来，去发掘对处境有意识、有承担、有超越的“真正自我”。

　　在自我与他人关系方面，波伏娃展示了意识冲突的恐怖，提倡平等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认知功能：理解与构造。每个人都是主体，应该接受、宽容、理解不同于自我的意识，尊重他人的价值，不能忽略个人自由主体的存在。当意识间构成抵触时，应该及时疏导、调整、平衡“自我”与“他人”、“主体”与“我们”的关系，小心维护每个不同的主体“我”，才能达到人际关系和意识关系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