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从题材的性质来看，欧·亨利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以描写美国西部生活为主;一类写的是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一类则以拉丁美洲生活为对象。这些不同的题材，显然与作者一生中几个主要生活时期的不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三类作品当中，无疑又以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意义最大。

　　欧·亨利的小说通俗易懂，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发生在何处，也无论主人公是何等人物，他的故事写的都是世态人情，并且易有浓郁的美国风味。一般说来，驱使人们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欧·亨利人物的思想相对来说却都比较简单，动机也比较单一，矛盾冲突的中心似乎都是贫与富。这一方面大概因为美国是个平民社会，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贵族阶级，既然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贫富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正值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拜金主义盛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污泛滥成灾，似乎只要人能赚到钱便是成功，并不问问钱的来历是否清白合法，金钱的占有程度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欧·亨利笔下的芸芸众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金钱主宰的世界中，他们的处境动机，他们的喜怒哀乐，大都与金钱的占有有关，所以欧·亨利描绘的世态人情，无论是善是恶，都有某种美国式的单纯。

　　欧·亨利小说中感人至深的落魄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做出难能可贵的牺牲。为了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发。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尽管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他们从中获得的情感是无价的。为了鼓励贫病交加的年轻画家顽强地活下去，老画家于风雨之夜挣扎着往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叶。他为自己的杰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青年画家却因此获得勇气而活了下来。一个富人已经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但他坚持履行自己的一年一度在感恩节请穷苦朋友吃饭的职责。而刚吃饱饭的穷朋友为了使对方满意，也忠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们各自做出牺牲，为的是给他人一点安慰。所有这些都未必称得上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们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在这些小事上，他们达到了善，达到了自己精神境界的至高点。

　　欧·亨利对恶具有同样的敏感，他把美国这个名利场上的把戏看得十分透彻，那些“丛林中的孩子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巧取豪夺，行的都“丛林法则”。残忍遇到狠毒，小骗碰上大骗，强盗骗子纵然高明，却仍然斗不过金融家，华尔街的经纪人是决不手下留情的，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对财富的角逐中，人们的灵魂受到腐蚀，年轻的姑娘明明在饭馆当出纳员，却偏偏装腔作势，假冒名门望族。忙忙碌碌的经纪人竟然忘了昨夜的新婚，向妻子再一次求婚。在一个金钱万能的世界里，父亲的财神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一起交通堵塞，从而使独生子获得求婚的机会，爱神对此只能甘拜下风。不过，欧·亨利笔下的善与恶并不那么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有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存在着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种种可能性。

　　风格

　　意外结局

　　欧·亨利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的“意外结局”，只有到了最后一刻，“谜底”才最终解开，情节的发展似乎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在发展，结果却来个出其不意。这意外的结局一般说来是比较令人宽慰的，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常包含着某种光明之处，这就是所谓“带泪的微笑”，即“欧·亨利式结尾”。像《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样的悲剧在欧·亨利的笔下是很少发生的。然而，意外的结局不能不经常依赖于某种偶然性，而太多的偶然性又不能不与现实产生距，所以“意外结局”一面使欧·亨利的小说显示得趣味盎然，同时也使它们缺乏深度。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触及中下层人群的日常状态，并提炼出贫苦生活中的幽默、机智的一面;善用各种戏剧性巧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尾，这正是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典型风格。

　　幽默

　　两难的处理和意外的结局往往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是贯穿始终的，有的专门是为幽默而幽默的。绑架孩子的歹徒被顽童折磨得苦不堪言，宁可倒贴钱把孩子护送回家。幽默家被近日复一日地制造幽默，竟变成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吸血鬼，最终在殡仪馆的后房中才得以告别尘世的愚蠢，重新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欧·亨利讽刺，但不流于讽刺，他的嘲讽和幽默通常是善意的，有时能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如《生活的陀螺》和《钟摆》那样，它们体现了欧·亨利透视生活的能力。欧·亨利的语言本身也充满了夸张和幽默，而幽默能直到淡化事物悲剧性的作用，使大众读者更能接受。

　　叙述视角

　　欧·亨利的小说常常采用全知叙述者，即采用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上帝视角”对故事世界的一切予以揭示，还会不时地站出来对故事中的人物、场景进行评述。不过，“即便在一些以全知视角为主导的小说中，故事外叙事者有时也会暂时放弃自己的视角，采用人物视角来揭示人物对某个特定空间的心理感受。”人物视角就会作为人物的感知而构成故事内容的一部分，从而有效地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心理活动，进而揭示作品的主题。

　　人物形象

　　人物类型化在欧·亨利的小说中，有关人物外在特征的细节描写，远远超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和解析。也许是受篇幅所限，也许是欧·亨利对于呈现人物的内心冲突不是很感兴趣，他常把小说中的人物称为“提线木偶”，认为他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带有典型的宿命论色彩。由此，他更乐于描绘和呈现“木偶们”身处的社会背景。由于缺乏人物心理描写，很少触及人物的内心冲突，被刻画的人物有时会显得缺乏个性和深度，不免陷入类型化的窠臼。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男性，而且常常被贴上传统类型的标签：好人与坏人，以及一些变体。经常出现的人物有：牛仔、牧羊人、骑警、医生、强盗、银行家、小职员、农夫、厨师，以及他们的妻儿。在每一个短篇中，欧·亨利只需从形形色色的人物类型中挑选出几种，把人物关系稍加变换，再辅以有趣或离奇的情节，就能炮制出使读者满意的作品。有评论家认为，欧·亨利这种创作态度削弱了他的小说力度，导致了他的小说过于简单、类型化;不够细腻，缺乏深度和复杂性。尤其是他的“西部小说”，人物的动作只停留在事物表面，结果使得多数小说只描绘了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诸如：爱、恨、恐惧、贪婪和愤怒。除此之外，人物之间的大多数冲突都以婚姻或死亡结束，不管读者感到满意还是悲伤、愤慨，都只能被动接受，因为小说已经随着“令人吃惊”的结尾戛然而止了——没有任何分析人物动机的内容了，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非常有限。当然，这对读者也是一种挑战，对结局不满意的读者，完全可以把故事结局当成开放式结尾，对其进行加工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