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

　　完善制度

　　所谓御家人制，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为核心，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与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就是说，凡投靠到源赖朝麾下的武士，一律作为源赖朝的家臣，必须无条件地听从赖朝指挥(奉公)。成为御家人的武士，其效忠的具体行动，主要是承担军事义务，战时从军，平时担任警卫。警卫以京都警卫为最重要，称“京都大番役”。源赖朝作为主君(镰仓殿)，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即经济上保障他们原有领地不受侵犯(本领安堵)。政治上保护他们对原有领地的统治权。源赖朝对御家人的这种保护，被称作“御恩”。此外，凡仕奉赖朝有功者，还可在原有领地之外，赐与新恩地(新恩给与)。新恩地实际上是赖朝把没收来的庄园，作为自己的领地，赐给立功的武士。

　　关东地区的武士要成为御家人，必须直接参见赖朝，得到赖朝的“本领安堵”的亲笔手书后，才算合法。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地域的扩大，特别是关西一带原在平氏统治下的武士陆续表示效忠以后，手续日渐简化，即只要“运志于源家之辈，注出交名”，得到源赖朝的代表者的手书，便可成为御家人。

　　然而治理各地的国政，本是由朝廷任命的国司进行的，而国司之职也是由朝廷任免的。源赖朝的这种直接领地安堵和直接任命官吏的举动，实际上是一种无视朝廷的行为。石桥山会战以后，源赖朝率军返回镰仓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御家人的管理机关——待所，任命和田义盛为侍所另别当。

　　源赖朝在御家人内，还制定了严格的推举任官制度。关东御家人不蒙内举，不得任官。凡经他本人推荐者，方可在朝廷内任宫，违反者不论功臣或骨肉，一律从严处理。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源赖朝的同胞兄弟源义经，由于违背御家人制度，私自接受朝廷授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御家人制度由此成为镰仓幕府的基石。

　　争取支持

　　源赖朝所到一处，每取得一步胜利，都要进行论功行赏。最早的一次论功行赏，是在富士川战役取得全胜后的1180年阴历十月二十三日，源赖朝率军返回镰仓的途中，进人相模国后举行的。凡在举兵以来的二个多月中，跟随赖朝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的东国武士，或给予“本领安堵”，或“令浴新恩”。

　　由于源赖朝诺言的实现，他得到了更多武士的支持和效忠。这次大典，标志了以赖朝为主宰的武家政治的开始。此后，每有机会，赖朝就不失时机地举行恩赏。有的受赖朝信任的御家人更是被任命为守护、地头或国司、介等。例如灭掉佐竹义秀之后，赖朝没收了义秀的旧领常陆国奥七郡、太田、糟田、洒出等，分别作为恩赏分给立有功勋的武士。后来，被没收的平氏旧领地，也相继恩赏给了御家人。

　　经济方面

　　源赖朝采取的具体措施是：首先，通过“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稳定社会局势，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有利条件。前面已经提到过，“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既是赖朝兴兵之初提出来的政治口号，也是赖朝一贯奉行的经济措施。当时，与赖朝结成御家人的武士，除了少数地方豪族武士之外，大多是在地领主和名主阶层。他们既是某一地域的军事实力的实际拥存者，又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是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赖朝实施的“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确保了他们地位的稳固，不仅争取了他们的军事实力，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其次，推行“镰仓殿劝农使”制。对于给与安堵或新恩的御家人，源赖朝还授予他们“镰仓殿劝农使”的身份。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平日组织所属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垦，从而履行对源赖朝应负的义务。这就意味着他们除了对“镰仓殿”负有御家人役、京都大番役、临时军役等义务之外，在经济上还必须听命于赖朝的指挥。他们在本领中的居所，既是赖朝的地方军事指挥所，又成为其开垦和劝农的机构。这样，源赖朝通过授与劝农使之职和设置地头等手段，建立了自己直接管理经济的体系。由于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当时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大批剩余农业物品，从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市场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幕府统治的稳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