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纲弛于上,而私党植于下”，晚明中国皇威下降，党社活跃。地方社会与家庭生活作为整体社会转型的微观映射，成为学界研究关注重点。然而，后世所著之正史、方志、传记难以直观表达其间人物的所思所处，日记、家谱、书信等史料的引入则得观一隅。一面是宦海浮沉的“青词宰相”，一面是昆山顾氏的族亲友朋，“家”与“国”、家书与奏疏之间，顾鼎臣的诸多侧面对于十六世纪官宦的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有着怎样的投射?

　　昆山顾氏巨族

　　顾鼎臣系昆山人，生于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卒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其生平活动主要集中于十六世纪，亦处王朝的重要转折期。嘉靖年间，世宗好青词——“青词”又称青辞，以朱字写于青藤纸上，用道家科仪奏事于天帝。而嘉靖皇帝在位的前期恰巧是顾鼎臣的主要活跃时期，擅长写青词的顾鼎臣由此受到重用，《明史•顾鼎臣传》记之为“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后世也称其为“青词宰相”。

　　冯贤亮从昆山这一地区入手，分析了顾鼎臣所属的昆山顾氏家族谱系。根据谱系记载，顾氏源于夏代顾国，先祖顾昭襄为勾践第15代孙，家族在第46代顾伯寿时迁往昆山长居。顾伯寿之子顾德辉(顾阿瑛)作为元末江南三大巨富之一，曾于资助过朱元璋，其子顾大本真正在昆山开宗立派为“雍里派”。顾鼎臣父亲顾恂，入赘于昆山吴氏(礼部主事吴凯)。吴凯死后，顾恂自立门户。顾鼎臣为顾恂与杨姓婢女的私生子，其兄顾宜之一支中在万历年间也曾出过探花。

　　若将时间线拉长至十七世纪中叶，王朝交替，顾鼎臣的子孙们曾与嘉定侯家、松江夏家一同抗清。1647年五月十日后，顾氏后裔顾咸正、顾天逵等人因在家中藏匿抗清人士陈子龙而被捕杀，顾家的显要之路暂时至此终结。

　　虽则家族谱系在一定层面存在记载中的修饰需求，然而南宋之后的记载仍有较高可信度。冯贤亮援引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中的观点，“明朝昆山的顾家与戴、叶、王、李四姓并称五大‘巨族’之一”，这也与邓尔麟《嘉定忠臣——十七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中的统计相近，而且在1400-1750年间，顾家共产生过9个进士、9个举人、6个贡生，可谓巨族。

　　“青词宰相”宦海浮沉

　　今日苏州沧浪亭中的“吴郡五百名贤赞”中仍刻有顾鼎臣，并辅以十六字评价：“泽被东南，功存桑梓，救时良相，名炳青史”，重点即在印证筑城的功绩，而这与《明史》对其“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的定论相去甚远，足见“青词宰相”形象的复杂多面。

　　顾鼎臣幼时“颖敏”，“数岁能文章”，但亦顽劣不覊，甚至有砸金刚罗汉像烧火烹制狗肉之事。他于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状元，时年33岁，为昆山历史上第五位状元。冯贤亮指出，顾鼎臣长子履方曾中举人，同时，家中侄儿顾潜这一支更为显赫。据周复俊《泾林杂记》记载，鼎臣以后诸孙约有二十人中举。

　　然而，顾鼎臣时代虽然仕途显贵，但大部分时间内生活仍旧十分紧张。顾鼎臣给长子履方的信中，多次提及家族生活以及债务偿还等事，其在北京的生活也颇为窘迫，“奈此间罗段等件皆贵，甚无银可买，今且借穿”。同时，顾鼎臣常于家庭书信往来间提及在京为官的生活。他长期任讲筵官，常受嘉靖帝的“温旨褒奖”，却在给履方、侄儿顾孔安的家书中均流露出宦海生活的紧张感，“不能与时浮沉，株守此官”。其五世孙晋璠在整理此家书后，写一个按语道，指出鼎臣虽然获得嘉靖帝的称赏，也得以“进勳级”，做到了吏部左侍郎一职，拿到三品官俸，但生活并不优裕、官场更非腾达，就是鼎臣自谓的“株守此官”，能做到处之泰然罢了，与其不肯“随时俯仰”的秉性有关。

　　顾鼎臣为官生涯中的紧张感，都是通过家书传至家族子弟中，并告诫他们谨慎行事;官场政治斗争、社会混乱局面、“北虏”之患、危机四伏的地方情势，则通过奏疏、家书的内外文本得以共同体现。冯贤亮援引《顾文康公文草》收录的奏疏与给履方的家书等三段材料进行了分析。在奏疏节选中，顾鼎臣直言“今祖宗之制大坏，公家之利寖微”，指出当时外有凶顽之徒、内有公务腐败的危机局面;与履方的通信中则提及北上时有高官船车遭劫的见闻。此时为嘉靖初期，且遭劫事件发生在政治中心帝都附近，显见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作为观察载体的家书

　　纵览用以研究的顾鼎臣家书材料，13通给长子履方、4通给女婿归本、1通给侄儿孔安、1通给家中二兄。作为观察载体的家书能够映射一位重要人物的具体思想活动及其所关心的家庭生活、社会公益与国家政治，并较多地窥探其真实心态与家国情怀。

　　冯贤亮指出，顾家在昆山发展为世家巨族与顾家子弟的努力仕途、注意经营有必然联系，也与昆山地方的人文培养相关。顾鼎臣颇为在意顾家在昆山的声誉，竭力维持顾家与地方社会、官府的良好关系，注意平衡家族内的利益分配，并尤为注重对于子孙辈的道德教育，这在其家书往来的内容中也有所体现。

　　事实上，离家为官的顾鼎臣通过家书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家族控制。他将自身仕途的成功视为祖宗的荫庇，也通过对家族各侧面的关注以求延续。一方面，认为家乡族亲应有更多照顾，分配粮食，设置义田，“念族子孙贫难者多，理宜周给”;另一方面，对于家族日常状况、族人生活、履方等人的举业、顾家的山地、坟产、树木等资源利用，以及家奴处置等内容逐一打理，事无巨细。他关心家人生活，强调秩序，“治家严内外之防，谨上下之分”，时时关防，互相劝诫;对于顾家仰仗其声威而已然存在的作威作福之态严令禁绝，他在与履方的通信中，表示家人纵容不法不予容忍，应当安分守法，不能干预地方官司。

　　此外，对于家人、尤其对后辈读书与养生的强调，也是顾鼎臣家书中的一个重点内容。在顾鼎臣的思想意识中，读书进学乃人生的头等大事，他常常告诫履方“读书以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为本”;他对后辈学业的关心不仅在于举业，更细致叮嘱科考攀升的努力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顾家声誉，以免引起新任巡按御史的不满;同时，应“寡欲节饮食”，读书当勇猛精进，不可留恋于杯酒之欢。事实上，在他单独与女婿归本的四通信件中，至少有一半内容都涉及科考举业的问题。

　　“本乎忠孝，节乎仁义”

　　历史上对于顾鼎臣的评价一直观点颇多，且分化明显。除好色好酒之传闻，《明史》称其为“青词宰相”，“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邓元锡的《皇明书》更直言其“行检卑污，速宜出削”;然而，过庭训在《本朝人物分省考》中描述顾鼎臣为“杰特有大志，留心经世，随事献纳，多见采用”，过世之时世人也颇多惋惜。

　　回望顾鼎臣为官一生，冯贤亮将其与顾氏家族的荣誉相连，而顾氏家族生活与王朝统治、江南民生变化也息息相关。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堪称地方精英或大族巨室的顾家，在地方上堪称首屈一指，于权力、财富、地位等层面获得的资源与顾鼎臣的官位攀升并非呈现正相关的态势。顾鼎臣的家书奏疏中也未曾流露明显的家族扩张意识，更多的却是收敛之态。

　　明代戏曲作家、号称“震川(同乡归有光字)后一大家”的张大复，曾评论昆山顾氏子孙“世有令德”，这与顾鼎臣官至高位仍对家族生活、子弟教育、生计安排悉心打理与处事劝诲密不可分。家书之间，顾鼎臣时刻对家风、名望乃至地域宗族保持谨言慎行之心;奏疏之外，又是另一重“青词宰相”。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