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允(1858年-1931年7月23日)，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八旗蒙古镶黄旗人。清廷授多罗特公，主要担任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宣统元年，升允曾因上疏反对立宪，以妨碍新政之过失被革职，之后寓居西安满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重新被启用，任陕西巡抚，总理陕西军事。升允率甘军东进，连下十余城，逼近西安。1912年2月，清帝溥仪退位，甘军得知消息，拒不与革命军作战，升允西退。此后往来于天津、大连、青岛之间，结纳宗社党人，图谋。1931年7月23日病逝于天津租界，逊帝溥仪赠谥曰文忠。

　　生平

　　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二十六年(1900)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春升任陕西布政使，实授陕西巡抚。历任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章京，工部主事、驻库伦参赞大臣，驻俄国参赞，陕西粮道，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宣统元年，升允曾因反对立宪而被革职，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重新被启用，任陕西巡抚。他反对清帝退位，曾率军取陕，以“勤王”为名，妄图攻下西安，迎奉溥仪建立偏安西域的小王朝。升允曾率旧部，经数十战，攻克十余城，正当全陕垂定之际，清帝逊政之诏被颁下，他仍坚持大批杀害战俘和革命者，后因部队拒战而退。

　　1913年在策动蒙古“勤王”失败后，升允东去日本谋求国外力量支持，并于日本参加了宗社党。升允归国后，居住在青岛沂水路3号(今《青岛日报》职工宿舍，旧宅尚存。)他并不甘心做寓公，而是为清廷四处活动，尤重走日本路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军队向德国驻青岛的军队发起进攻，日本占领青岛后，升允等均受到日军的保护。这时，升允又转向投靠日本。其间，升允和溥伟、善耆做为宗社党骨干，往来青岛、旅顺等地，不断进行活动。1913年，溥伟在青岛策划时，曾派人去联络张勋，升允也不甘落后，紧忙给张勋去信说：“弟知公忠义过人，此得恭邸(指溥伟)书，又盛称之。然则公其当代之伟人，……”以尽吹捧拉拢之能事。后来，张勋进行的癸丑因事泄而流产。1916年，善耆由日本人川岛浪速帮助招募和训练了一支秘密军队，升允曾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由青岛赶往旅顺“阅兵”。他们企图以这支军队为冒险的资本，与蒙古公爵八宝札布的军队相呼应。升允曾去信，煽动八宝札布打起“勤王”旗号，有日本浪人参加，在满蒙一带进行骚扰活动，一度进犯张家口。善耆与升允本来就一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豢养，是不惜卖身投靠日寇的。后来，善耆的女儿金璧辉做了卖国的日本间谍，就是臭名远扬的川岛芳子。

　　袁世凯死后，张勋便以徐州作为活动中心，升允在徐州同张勋面谈后，便以张勋代表的身份，去日本东京，与日本首相寺内会商。《张勋与佃信夫》一文，讲过升允到日本东京时的情形：“寺内因病在家休养，特更衣接待。升允向寺内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后，寺内说：‘听说先生寄寓青岛，归国之后，届时尽可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气。’叙及寺内的谈话十分恳切，富于感情。升允听罢，在感激之余，不禁啜泣起来，老泪横流，不能自禁，连连称谢，竟至语不成声。寺内也被这一为清朝矢忠的孤老遗臣的容态所感动，亦不觉滴下泪来。”当时，在日本和清季遗老间传诵过升允写的一首五绝：“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说明升允在日本是别有怀抱的。为清室，他与日本勾勾搭搭的内幕中可以看出，升允是个坚决走日本路线的人物。升允回到徐州，向张勋回报时，带来了日人支持的信息和丰厚的经费，从而坚定了张勋等人的决心。张勋在1917年清室时，曾授升允为大学士。在《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里，收有升允挽张勋赞云：“呜呼!忠武遭时之屯，托梁公之委蛇，怀汉阳之贞纯;主盟徐方，誓师国门，伸大义于天下，奚可以成败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数日，升允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病故，年七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