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彻底的现场主义者。他一定要到那块土地去，呼吸那里的空气。他说过，有时从空气中能够发现重大的事实。除了历史之外，他还研究地理学——地势学、交通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行为地理学。他认为，我们不能以一个地方的风土论断一个人，但是每个地方确实存在其风土特性。亦即，每个人都具微量的风土特性，如果数十万人聚集起来即显现其特征来。若是追溯其历史，则数百万人的特征聚集起来即更显着。因此他举例说，坂本龙马的故乡土佐国(现四国高知县)，当地的人黑白分明，好诉讼，具平等思想。近江(现滋贺县)人具商人天份，与华侨的习性相似，然明治时代之后，产业资本兴起，商业资本没落，因此近江商人也跟着没落。

　　伟大的作家大都极为注重人物背景的形象。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草稿上发现他画着教堂、人物等具体的图画;黑泽明在拍电影前也会先画图来捕捉影像。司马辽太郎曾经说过：“我在写作时，如果看不到那个人的脸，看不到那个人站的地方，那么我就无法写下去。譬如说，我写丰臣秀吉时，写到有一个使者到他前面来。此时，我虽然在小说中没写出来，可是我会想象丰臣秀吉的前面站着多少人?天气是阴是晴?这附近是否有松林?这松林是苍翠欲滴的幼松，还是苍劲挺拔的老松?”总之，他对鲜明的形象极为执着。

　　再举一例证明。司马辽太郎曾对山崎正和说：“我写的小说，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写给外国人看。我所谓的外国人，并不一定要真正的外国人，日本人也无所谓。总而言之，我想象的读者是，对日本历史完全没有知识的人。譬如说我写源义经(一一五九至一一八九年，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武将)时，绝不以了解他生平的读者为对象去写。”既然是以外国人为对象，那么要特别注重具体而详细的形象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