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不仅是一个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朝代，而且也是个奇闻频出，轶事叠起的朝代，下面说的千古奇闻就发生在宋真宗朝。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十月的时候，朝中发生了一件挺大的事情：两个宰相双双被降职，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宰相职位)向敏中被罢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位)张齐贤则改授为太常卿，分司洛阳。说起缘由，实在有点不光彩，两位堂堂宰相的降职，竟是因为一“寡妇门”事件而起。

　　这位寡妇就是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薛惟吉的父亲是宋太祖时期的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即宰相)薛居正，这位大才子还是《旧五代史》的主编。可惜这位才子娶了个妒悍的妻子，不仅没给他生儿子，还不准他接近婢妾，结果只得收养薛惟吉为养子。薛居正对薛惟吉十分溺爱，使得薛惟吉变成了一个整天跟一些不肖子们混在一起摔跤踢球、纵酒玩乐的问题少年。薛居正死后，宋太宗亲自吊唁时，还特意问道：“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薛惟吉在一旁“惧赧不敢起”，也由此改过自新，反而成就了“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好名声。遗憾的是，薛惟吉也跟他父亲一样，因为御家无法，结果，死后家里便闹出沸沸扬扬的“寡妇门”事件来。

　　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纪轻轻做了寡妇，又没有儿子，而且平时跟薛惟吉的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因此，她想改嫁。柴氏择定改嫁的人选是当时著名的大肚宰相张齐贤，这位相爷“体质丰大，饮食过人”，特别喜欢吃肥猪肉，每顿都要吃好几斤。他跟柴氏暗中商定了婚约，还派人派车前去接她。

　　这一来，薛安上不干了。一纸诉状告到开封府，说后母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累积的大笔家产。开封府一听涉案的包括宰相，不敢自作主张，赶紧向宋真宗奏报。宋真宗也不愿把事情闹大，就派有关部门悄悄审问柴氏，哪知柴氏的说法与薛安上的状词大相径庭。不得已，真宗只好把这事下发御史台审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柴氏不顾抛头露面，击登闻鼓，反告一状，状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说向敏中不仅花低价钱买下薛家旧宅，还曾向自己求婚。因为自己没答应，故而向宰相恼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诬告自己。此前，因为薛安上兄弟素来不成器，宋真宗曾下诏不许他们卖掉父祖的产业。

　　既然向敏中卷了进来，宋真宗只得质问他。向敏中承认确实花了五百万钱买薛氏宅第，而且最近确实也遭遇丧妻，但并没有再婚的想法，更没有向柴氏求婚。显然，向敏中买薛氏旧宅属于违诏，但宋真宗仍想息事宁人，也不打算深究了。

　　哪知柴氏不肯罢休，又击鼓提出诉讼，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台审理。

　　这一审不要紧，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盐铁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这时也跳出来揭发，说向敏中最近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宋真宗询问王氏，得知确有此事，便对向敏中很是不满，把他找来当面批评，说他不诚实，明明私下里紧锣密鼓地安排再婚之事，居然哄骗皇帝，说没有这种想法。宋真宗也由此推想，向敏中说他并没有向柴氏求婚的说法，恐怕也是靠不住的。

　　但在另一方面，张齐贤的如意算盘也并没有打成。御史台调查发现：原来，柴氏的状词是张齐贤之子，时任太子中舍的张宗诲教她写的，张齐贤显然脱不了干系。进一步审问柴氏的心腹仆人，还发现柴氏埋藏了金银财宝约两万缗(一缗即一贯)。

　　不久，经宋真宗亲自过问，审查结果出来了：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张宗诲被贬为海州别驾;薛安上因为违诏卖房宅，被判笞刑，卖掉的房宅让他们赎了回去，还吩咐御史台、开封府以后随时监督。对宰相的处理意见须以宋真宗的名义出一份制书。

　　偏巧，起草制书的翰林院学士宋白，与向敏中有点旧怨(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锭银子，而向敏中没借给他)。于是，宋白涉嫌公报私仇，起草的制书时，下笔很严厉，使用了“对朕食言，为臣自昧”之语，让向敏中“读制泣下”。

　　至于柴氏，自然也没办法如愿嫁给张齐贤了。她还被罚款铜八斤，并且，赎回薛氏旧宅的钱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宝，可谓“赔了丈夫又折金”。

　　也不知道寡妇柴氏究竟是颜值高，还是有别的什么优点，居然让两位宰相在她的石榴裙下栽了跟斗，从而制造了宋朝著名的“寡妇门”事件。但很显然，让两位宰相栽跟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有钱。程颐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两位宰相争娶一妻，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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