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太平军汪海洋部随武卫军在彭大顺、朱衣点等人脱离石达开后不久，首领张志公、鲁子宏等人曾率领太平军在广西灵川向湘军将领刘长佑投降，而惟有汪海洋拒不肯投清军，毅然与叛徒分道扬镳决裂，走出全州和兴安，北上湖南后，与傅忠信、谭体元部太平军一齐，边战边走来到江西与李秀成部太平军会合。

　　1862年，汪海洋被封为“康天义”，清将鲍超趁机派遣使者到汪海洋处诱降，并许给他以高官厚禄，汪海洋感觉是受到了奇耻大辱，为表明心迹，当即发怒斩杀了几个清军来使，清将鲍超闻讯后，恼羞大怒，疯叫着说：他日“若擒住汪逆，必凌迟以死，方泄恨慨。 ”

　　1863年，汪海洋奉命协助听王陈炳文把守杭州，陈炳文曾派亲信到上海向李鸿章表达投诚降意，并和比王钱仁桂等人暗地里勾结湘军蒋益澧，以图谋献城投降清军，然而这一图谋被汪海洋侦知，他果断地处死了投降的使者、陈炳文的族弟陈炳孝，这一举措，大大地震慑了有心想投降清军的分子。

　　据史料记载，李秀成部将，曾转战皖、苏两省，作战十分骁勇的护王陈坤书也曾采取了防止部下叛逃的严密措施，但每天都有 300 人左右逃到清营去投降。由于护王坚决捍卫常州城，两广籍的太平军将士誓死不降，虽有相当多的太平军叛降，但常州保卫战还是给淮军和常胜军以沉重的打击。李鸿章不断地使出新的诱降花招，他用大字写成文告，张贴在城墙上，说除护王外，凡自愿弃城投降者，一律免死。这一招果然很有效，进一步刺激了守军的离心倾向。1864 年 5 月 11 日，清军最终攻陷常州城，清军郭松林、刘士奇传令伏地弃械者免死，于是有男女老幼有六、七万人下跪乞降。此外，常丹交界的奔牛、孟河、圩塘、魏村螺蛳湾，方仙桥沿江一带营垒中的太平军也向淮扬水师将领周国兴投降，人数也有一万多。

　　其时，太平天国在苏南、浙江的战场上节节败退，然而汪海洋部的太平军却在随后的两、三年中，多次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并多次击败了强劲的清军，在1863年，汪海洋部太平军夜袭清军助太平军合围富阳，切断清军后路，在富阳重挫清军蒋益澧部湘军。在1864年初，汪海洋部太平军又在余杭林清堰伏击战中大败左宗棠部的湘军，在年底，在南阳马洋塘大捷中再一次大败左宗棠部的湘军，与此同时，在福建汀州，汪海洋部太平军还了湘军的名将张运兰，可谓战斗力非常之强悍。清将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邓逆、汪逆为最悍，听逆次之“。

　　十一月底，余杭守将谢天义战死，邓光明重伤后，汪海洋才率部驻守在余杭。这一次，湘军继鲍超后再一次图谋要招降汪海洋，由英王陈玉成部的叛将程学启送出密信来劝降，程学启以为与汪海洋是安徽同乡，很有可能会投降。结果还是让程学启失望了。汪海洋回信怒斥责程学启为：“实为蝥贼，反复无常的败类，行迹之恶劣尤甚于三姓家奴吕布。甘为清妖作伥，残杀天朝军民，实无半点心肝。”

　　1864年2月，汪海洋被封为康王，3月，从余杭撤退往德清，后走昌化入皖南，率领太平军辗转进入了江西，这时候，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正准备长期围困抚州、建州，“而实恃浒湾巨寇为后路接应”，当时驻守浒湾的就是汪海洋部。4月余杭失陷，汪海洋北走后，钱桂仁却率领千余人跪伏路旁乞哀投降清军。

　　同年8月，鲍超率湘军来攻，为了确保江西部队的后路安全，汪海洋当即率军死拼抵抗，曾一度逼令手败退，直到把预备队都打光都没有撤退半步。然而此刻，坐拥重兵、近在金溪的听王陈炳文、奖王陶金会和宁王张学明等人，却对浒湾汪海洋部太平军的死战，一直是坐视而没有配合去救援，最后汪海洋部太平军被湘军生力军打败，兵力损失惨重，丧失了将近一半太平军，恰在此时，听王陈炳文、奖王陶金会和宁王张学明等40余名将领却在8月13日于金溪附近白杆村投降了清军，被清军编为洋枪队三营南下从征闽、粤，专攻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的太平军。

　　在左宗棠调来“常捷军”支援，用新式大炮不断地对余杭实施连续的远程轰炸，太平军一直坚守不退，在嘉兴失守时，杭州的补给线被切断，余杭已经没有久守的意义，太平军才决定弃守杭州，汪海洋率部随大军撤退，随后，汪海洋前往福建，与入闽作战的李世贤、陆顺德等人相互倚为犄角，并在广东嘉应州凤寨擒拿了“恶其贰”的叛徒钱桂，然后令手下太平军用油浸白布，将钱桂仁层层包裹，并倒悬于高高的竿子下，用“点天灯”的方式用火将钱桂仁烧成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