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处境颇为尴尬的皇帝。

　　一方面，他在位期间，锐意进取，励精图治，五征漠北，七下西洋，明朝综合国力臻于极盛。

　　文治武功仅次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明朝乃至整个封建时代都不多见的贤明之君，无愧于一代雄主之称。

　　但另一方面，他当这个明朝皇帝，却名不正言不顺。

　　朱元璋生前确定的继承人，是皇太子朱标。

　　朱标因病早逝，按照封建时代帝位传承的基本规则，朱标之子朱允炆递补成为皇位继承人。

　　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诏中也声明“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

　　从法理上确立了朱允炆的合法继承人身份。朱允炆也因此得以登基，成为大明王朝第二任皇帝建文帝。

　　《明史》记载，建文帝这个人，“天资仁厚，亲贤好学”，和他爸爸朱标一样，性格偏于宽厚文静。

　　他在位期间，致力于革除朱元璋留下的严刑峻法，任选贤能、爱惜民力。

　　“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振罹灾贫民，蠲荒田租”。

　　“罢天下诸司不急务”。洪武年间的苛酷戾气一扫而光，朱元璋的“风刀霜剑严相逼”局面戛然而止。

　　明朝官民终于摆脱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气氛，有如沐春风之感。

　　然而祸起萧墙，年轻的建文帝正准备大展经纶，把大明帝国打造成他心目中的盛世，他叔叔燕王朱棣却起兵造反了。

　　朱棣比侄子建文帝大了十七岁，性情刚烈果断，有胆有识，很早就投身军旅，有丰富的用兵经验。

　　“刚果善断，能决大谋”，“少长习兵”，有一颗蓬勃的野心和敢作敢当的狠劲儿。

　　建文帝虽然坐拥整个明朝的国力，但他优柔寡断、保守文弱的性格。

　　注定了他在你死我活的皇位争霸战中，只能成为失败者。

　　朱棣虽然成功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如愿以偿当上了明朝皇帝。朱允炆也因此下落不明。

　　并且他这个皇帝还干的卓有成效，成绩斐然，但他身为藩王却以下犯上，悍然起兵夺取皇位。

　　属于标准的篡逆之举，严重背离了封建时代的基本纲常秩序和“忠君”大道。

　　尤其让他百口莫辩的是，建文帝并不是商纣王那样的昏暴之君，朱棣的篡位之举连基本道义基础都严重缺乏。

　　朱棣逼死建文帝，靠篡逆上台，成为他一生难以洗白的污点，乱臣贼子的黑锅他是背定了。

　　尽管他在任期间表现可圈可点，但他为了当上皇帝，不惜让大明朝陷入全面内战。

　　太平盛世变成血火疆场，难以数计的军民葬身疆场。

　　为了消除建文帝的残余势力，他对忠于建文帝的的大臣大开杀戒。

　　其凶狠暴虐、穷凶极恶之状，简直让人有朱元璋再世之感。

　　几百年来，对朱棣的评价呈现鲜明的两面性，在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同时，对他的责骂和非难也从未停止。

　　正如《明史》所说，他“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革除之际，，惭德亦曷可掩哉”。

　　后人也责骂他“多疑好杀，手上沾满鲜血”。

　　九十年代末，朱元璋第十二子湘献王朱柏墓在湖北荆州被发现，有关部门组织考古队对朱柏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朱柏墓中，一共清理出八百八十三件珍贵文物，其中一件文物，湘献王的“谥册”，成为对朱棣篡逆之举最好的辩解。

　　谥册上对朱柏的一生和死因进行了简单回顾：“王聪明孝友，钟爱于父皇，比封湘藩，拱卫宗社。

　　建文不君，弃皇考祖训，屠戮骨肉，王以懿亲，遭毁于谗，竟至焚死。”

　　“谥册”记载了建文帝登基初期做过的一件恶行，即著名的建文削藩。

　　朱元璋把朱家子弟分封到各地做藩王，想把天下大权世世代代牢牢控制在朱家人手里。

　　建文帝登基后，把这些叔伯兄弟们视为不安定因素，唯恐他们犯上作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削除藩王行动。

　　不到一年时间，他罗织罪名，把周王、齐王、岷王、代王、湘献王五个亲王剥夺爵位，废为庶人。

　　其中湘献王朱柏，年方二十八岁，被建文帝诬以谋逆罪名，下令押解来京。

　　湘献王朱柏性情刚烈，不甘受辱，朱柏满怀悲愤，“因复痛哭”，“具衣冠赴火死，阖宫俱从之”，带着一家大小葬身烈焰。

　　谥册记载证实，朱柏身为朱元璋的亲儿子，一家老小无辜被逼死，且尸骨不存，堪称建文帝的一大暴行。

　　而燕王朱棣，就是在这种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背景下，为了避免湘献王的下场，才铤而走险，愤而起兵反抗。

　　最初起兵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自保。

　　面对建文帝的步步紧逼，面对其他兄弟相继家破人亡，面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凶险局面。

　　朱棣起兵的行为，简单称之为篡逆显然不符合事实，具有了争取最基本生存权的合理性。

　　也具有了反抗建文帝暴行的正义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朱棣的靖难之役做的没错，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