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典故

　　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首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1297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发崔彧的。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发生。

　　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1303年)发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发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发生在这时。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发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发。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首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