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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的个人成就有哪些 有关于他的轶事有多少

2019-10-14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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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的个人成就有哪些有关于他的轶事有多少,个人成就学问大家做官从政之暇,毕沅辛勤笔耕,著作等身,“虽官至极品,

  个人成就

  学问大家

  做官从政之暇,毕沅辛勤笔耕,著作等身,“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杰作,博采典籍,考证甄选,剪裁熔铸,成一家之言。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但就时间来看,前后尚有巨大的空白、欲补续的,代有其人。就下续的来看,南宋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明代薛应旗、王宗沐各著有《宋元资治通鉴》。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等编成《资治通鉴后编》。这些续编在史事记录、年月编排上,错误百出。乾隆三十七年,毕沅开始编纂一部新的《续资治通鉴》。他广延英俊(诸如邵晋涵、章学诚等),博稽群书,历时20年,完成220卷的《续资治通鉴》。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乾隆五十三年,毕沅任河南巡抚时,开始编写《史籍考》,这项工程一直进行到他病死,尚未完稿。章学诚、潘锡恩相继续补,最后成书300卷。《续资治通鉴·宋纪》中的《岳飞》一文曾被选入初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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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沅博学多才,潜心研攻经史敬重文士,尤好扶植后进,“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据其门下洪亮吉记载,毕沅生平最爱礼贤下士,“毕沅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更生斋集文甲集》),著名学者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皆曾受知其门下。毕沅精通经史,旁及语文学、金石学、地理学,并善诗文,一生著作颇丰。他在其幕宾的襄助下,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纂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尤其在经学与史学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经学方面著有《传经表》、《通经表》等,并撰《墨子集注》,直接指明诽墨始于孟子,提出《墨子》作为一种古代典籍,“不可忽也”。另注疏《道德经考异》、《晏子春秋注》、《吕氏春秋注》等。

  毕沅极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广征博采,完成了王隐《地道记》和《太康三年地志》的辑佚、《山海经新校注》等书。在金石学上,他广加收集铜铭碑刻,编辑成《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书。对先秦诸子,也素有研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有《灵岩山人诗集》传世。同时,在他主持下,整修了西安碑林、华岳庙,翻修了司马迁祠,修缮了苏东坡祠,重建了西安灞桥等。《岳飞》被选入初中一年级课文。

  藏书大家

  毕沅与学者章学诚交往极深,曾出其私人藏书20万卷,让章学诚编书修志 他于经史、书画、小学、金石、诗文、地理之学,无不贯通。为编撰《关中金石记》,搜罗秦中文献1 500余种。家有“经训堂”、“灵岩山馆”,是藏书之所。编撰有《经训堂书目》。辑刊《经训堂丛书》,收书21种,是辑者注释、校订重要古籍的汇刻,由洪亮吉、孙星衍等共同校理,因名家所校,刻印质量高,被藏书家称为善本收藏。其中《山海经》、《吕氏春秋》、《释名疏证》等校本,尤为精善。其他如《长安志》、《晋泰康三年地记》,流传极少,是考证西北古史地所必备之书。刊刻图书数种。藏书印有“毕沅审定”、“秋帆珍赏”、“经训堂珍藏印”、“秋帆书画图章”、“毕沅鉴藏”、“毕沅一字湘蘅”等。著有《传经表》、《续资治通鉴》(二书多出自章学诚之手)、《山海经晋书地理书校注》、《西安省志》、《关中胜迹图记》、《关中中州山左金石诸记》、《灵岩山人诗文集》等。弟毕泷,字涧飞,号竹痴,亦富于藏书,多宋元明人珍品,藏书印有“娄东毕泷涧飞氏藏”、“毕泷校定本”、“毕泷真赏图书”、“太仓毕氏静逸庵图记”等。

  人物轶事

  才子慈母教

  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诗集》。毕沅在她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忠厚得福

  在军机处任职的时候,毕沅与同事诸重光、童凤三等人都是举人身份。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礼部会试。考试结束后,他们照常回到军机处办理公务。会试发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该轮到诸重光值夜班,但诸重光急于打听考试的结果,就毫不客气地对毕沅说:“今天夜班还须请你代劳。”毕沅不解,便问:“为什么呢?”诸重光提高嗓门说:“问题明摆着的,要中状元书法必须过关。我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还有殿试夺魁的希望,得早做准备。你的书法属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难道还想去夺一甲前三名吗?”毕沅尽管心里也非常想乘空探听一下消息,但觉得诸重光的分析不无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傍晚值班时,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毕沅闲坐无事,便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其内容已是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发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均中贡士。数日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殿试。当时新疆初定,乾隆皇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策问”题。对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边,可毕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别顺手,写得格外详实得体,很得主考官们的好评,只因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仅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阅读前十名贡士卷时,发现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满意,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觉得颇对胃口,大加赞赏,便亲自改为第一甲第一名,而书法颇佳的浙江余姚人诸重光却屈居第二位。人们都说,毕沅中状元是忠厚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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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贤下士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0两。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毕沅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谈吐风雅,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性向成谜

  有说毕沅是同性恋者,与名伶李桂官交好,赵翼与袁枚均有诗歌描述李桂官与毕沅之间的情感:赵翼作《李郎曲》,而袁枚为李桂官的《劝毕公习字》一文作序时也写了长歌。

  死后抄家

  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省荆州、襄阳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规模浩大,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后历经九年,才被清朝廷下去。为此清朝廷耗用二亿两白银,相当于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嘉庆元年,清朝廷派兵对湖北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进行,军队的军需钱粮委派湖北省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负责管理。胡齐仑自负责管理军需钱粮以后,任意侵贪、克扣,致使领取军响的清军官兵多有怨言。于是两湖总督景府对胡齐仑经管的收支进行了审计清查。经过审讯得实:胡齐仑在嘉庆元年至二年间,掌管湖北省军需钱粮,在发放湖北襄阳军队的军饷时,每发一百两军饷,扣除户部在拨款时已少拨的四两“短平”银外,又报请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批准再扣除四两,以备支付按规定不准报销的款项,此外胡齐仑还利用职权私自加扣二两。如此三扣两扣,每发一百两军饷,官兵们实得九十两。胡齐仑经手发放的襄阳军队的军饷一百四十余万两,他私自扣留二万九千两,馈送给各营将军、督抚们花用,其中仅送给一名叫永保的领兵大员就达六千两。

  接到审案官关干胡齐仑一案的审讯结论报告,嘉庆帝为此特发上谕,严厉痛斥贪污军饷的行为,他说:自白莲教以来,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项达七千万两之多。白莲教起自湖北,而清军的行贿馈送之风也起自于湖北。前任两湖总督毕沅,公然将军需钱粮,任由胡齐仑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罪魁祸首,毕沅现已去世,倘若他还活着,我将立即把他处死,以正国法。即便如此,毕沅死后,家产还是遭到藉没,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毕沅传》所写的那样:“(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

  相较《清史稿》,《清史列传》的内容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嘉庆四年九月,嘉庆帝发布上谕称:“迄今匪徒蔓延,皆由毕沅于教匪起事之初,办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据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帐,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毕沅既经贻误地方,复将军需帑项任意滥支,结交馈送,执法营私,莫此为甚。倘毕沅尚在,必当重治其罪。今虽已身故,岂可复令其子孙仍在官职?”故将其作官的儿子就地免职。至十月,“追产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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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写道:“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其实,毕沅远非一个洁身自好者。乾隆末年,当时他为湖广总督,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人即官官相护,千方百计婪索民财。当地百姓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昭连:《啸亭杂录》卷一O《湖北谣》)

  还有一个记载可以对毕沅的人品做一个补充。钱泳《履园丛话》载,和珅当权时,“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毕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岁生日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毕沅也坐不住了,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钱泳问他:“公将此诗入《冰山录》中耶?”毕沅“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钱泳所说的《冰山录》当是《天水冰山录》,明朝权相严嵩被革职,他的被查抄没收的全部财产,登在《天水冰山录》中,换言之,那是一份赃物的详细清单。钱泳的意思很明白,他已经预见了日后和珅的倒台,于是给毕氏一个忠告;毕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气节。

  可惜,这只是钱氏的一家之言。清人陈康祺早就指出:“秋帆(毕沅)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毕秋帆死后被抄家,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氏客”的钱泳,对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绝权门,归功于一言之谏沮,其然,岂其然乎?”欲盖弥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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