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峒曾三十四岁考中进士，由于阉党专权、朝政混乱，直到四十三岁才步入官场。他先后担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江西提学官、嘉湖兵备道，加起来不过十年，但每一段仕途都异常精彩。笔者爬梳史料，清晰还原他担任江西提学官的非凡四年。四年中，他经历了宦海浮沉，也昭示了傲然于世的人生观。

　　明嘉定侯峒曾墨迹

　　走马上任，不拘一格

　　提学官隶属于礼部，正四品，任期四年，虽不是中央高官，却是一省要员。提学官的正式名称是提学参议，俗称督学，统管一省的教育。它的选拔标准是有声望的文官，既要有学问，也要有德行。

　　明末的官场上，流行着“命运低，得三西”的谚语，官员普遍痛恨去贫穷落后、民风剽悍的江西、山西、陕西三省任官(《五杂俎·地部二》)。明末的江西，确实失去了昔日的文化繁盛，农民起义频发，科举陷入无序。侯峒曾对江西没有太多排斥心理，原因之一是他的曾祖父、侯家的第一位官员侯尧封曾经在江西为官。

　　侯峒曾上任后，按照惯例，第一件事是申明规章制度。他将《学政申约》分发至江西十三府，宣扬朝廷的教化宗旨。

　　不同的是，他考虑到官方文件可能沦为空谈，打算做一些改变。他仔细解读崇祯皇帝的敕谕和礼部的条例，与同僚讨论确证，用明晰的文字逐条做出注释，编成一册《江西学政》，将单调的条文变为切实可行的教育指南。

　　他的任内多是有关科举考试和地方教化的公务，几乎每一件事都透露出他的为官风格：

　　他在袁州主持童子科考试时，考生水平较低，童生的录取名额为五十人，通过考试的才五个人。他没有降低录取标准，将其余四十五人一律降格。

　　吉安的东林党弟子李邦华是侯峒曾的好朋友。尴尬的是，在侯峒曾主持的考试中，李邦华的三名弟子全部落榜。考试是糊名制，李邦华对侯峒曾的秉公处理表示理解，而侯峒曾也没有做任何“弥补”。

　　当给事中耿始然到江西监督赋税时，地方官员为了掩盖过失，超规格接待他，媚态百出。侯峒曾对他只待以平等之礼，不卑不亢。

　　他重修白鹭洲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并修缮南昌大节祠。大节祠是在他的曾祖父侯尧封在南昌为官时奉命修建的，他立碑重修，纪念明初建文朝殉难的十五位江西义士。

　　他发现一些江西先贤的学术成就不次于理学家朱熹，便主动联络他们的后人，搜寻他们的遗作进行整理、刻印，并为文集作序。

　　赶上荒年，侯峒曾说，辖区内有吃不上饭的读书人是提学官的耻辱。他召集属下，统计各府的贫寒学生，根据贫穷程度划分等级，逐一发给他们补助。

　　渐渐地，繁杂的公务如海浪般向他涌来，面前的教育界如同一片汪洋，渺茫无边，深不可测。

　　严肃考纪，彻查作弊

　　身为提学官，他的职责之一是主持省内的院试，审阅试卷，选拔考生。院试是考生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之前必须通过的考试。

　　院试分两种：一种是岁试，分别在江西十三府举行，一年考一次或三年考两次，通过后成为生员(即秀才)。另一种是科试，在省城南昌举行，三年考一次，生员通过科试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考生明白院试的重要性，无不竭尽心力。透过一张张考卷，侯峒曾看到了层出不穷的作弊行为，决定整治到底。

　　侯峒曾认为，雇人替考(“雇倩”)、场外传送答案(“传递”)等几种作弊行为中，替考尤其恶劣。他没有技术手段甄别替考者，只能依靠非凡的记忆力。他监考时，虽一天接触几百名考生，却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的姓名和相貌对上号。

　　一次，他在南昌监考时，无意间留意过一个名叫徐昌期的考生。十几天后，他主持补考时，看到一个名叫徐鍪的考生长得很眼熟，心里产生了疑问。他仔细回忆，想起此人很像十几天前的考生徐昌期。侯峒曾派人找出徐昌期之前的考卷，放在宽大的袖子中，径直来到徐鍪的号房前。他拿过徐鍪的考卷查看，字迹果然跟徐昌期的字迹很像，心里确定了十之八九。

　　侯峒曾不动声色，将战战兢兢的“徐鍪”单独带到大堂，让他继续答卷。之后，他把两份试卷一对比，不仅笔迹一模一样，连语气、文风也都一致，便确定无疑。“徐鍪”面如死灰，跪在侯峒曾面前，坦白自己的真名是徐昌期。

　　替考者已确定，但不抓到真正的徐鍪，难以立案。事不宜迟，侯峒曾命令下属立刻徐鍪。下属抓耳挠腮，称不知去哪里抓。

　　侯峒曾想了想，命人打开贡院大门，放出第一拨考试结束的考生。他安排下属站到门口，留意门外有没有仓皇向内张望的人。不一会儿，下属发现了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可疑人员，确定此人正是徐鍪，将他绑到了大堂。众人心服口服，听侯峒曾讲述原由。侯峒曾说，雇人替考后哪有自己安心待在家里的，一般都等在贡院大门外，等替考人一出来便着急问情况。

　　深入查案后，让侯峒曾震惊的是，案子背后的主谋竟是南昌县学里的一名冯姓公职人员。侯峒曾写了一篇《亲发大奸徐昌期等申详》，向刑部详细汇报案情，他建议除了惩罚徐鍪、徐昌期，还要对衙门里的蛀虫冯某从重发落。

　　他在疏文中感慨道，“一群鬼蜮，白日为昏”，本应公正的教育界变成了乌烟瘴气之地。

　　重拳出击，叫板“旧例”

　　在侯峒曾看来，作弊现象不仅来自考生，更源自科举体系中自上而下不遵守规则的顽疾。他整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提出了十七条解决方案，包括严管岁试补考、断绝“续案”、禁止改姓名和学籍，等等。

　　严管岁试补考，是侯峒曾的大举动之一。提学官在任四年间，要举行两次岁试，本省的生员都要参加。岁试开始前，生病或在外游学的考生可以申请延期，三个月内参加补考。到期不来参加补考的，直接免去生员身份。

　　可是，侯峒曾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快到岁试的日期时，江西每个县都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请病假。两年后再次举行岁试时，又有不少人请病假。漏洞在于，请过一次假后，不再参加补考，相当于免试通过，下次就不用再参加岁试了。岁试变成了摆设。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前几任提学官置若罔闻。

　　侯峒曾下令按考生的学籍彻查一遍，凡是几年内请病假却不参加补考的考生，统一安排补考。结果，参加补考的人达到两千多，遍及全省。一些官绅的门生子弟联合反对，侯峒曾不为所动，严令执行。补考过后，少数优秀考生获得了奖赏，被免去生员身份的考生约两千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贵族子弟。

　　侯峒曾的举动果决有力，但也引来很多人的微词。他的朋友马世奇听说后，对他说，一场考试黜落两千人，等于断了很多寒门子弟的活路。侯峒曾听了，有些不安，问马世奇怎么挽回。马世奇替他想了个“招覆拔等”的办法，用八股文以外的诗、赋、书、论等文体重新考试，挽回了大部分考生(侯峒曾：《与马素修书》)。

　　好的结果是，又一次岁试到来时，通过请病假等手段逃避考试的人大大减少了。

　　窜改考生名次，也是科举体系中的一种不良现象。考官擅自更改名次，已成“旧例”，受到历任提学官的默许。侯峒曾深感痛心，规定“草案”发出后，除了武艺和品德成绩可以变动外，其他成绩一律禁止更改。他的命令一下，有人暗示他要遵循“旧例”，被他严词拒绝。

　　侯峒曾面对的科举弊端中，还有一条是擅自更改姓名和学籍。在江西，考生更改、转卖姓名和学籍，成为一股风气。侯峒曾收到了一摞要改姓名或学籍的申请书，一概置之不理。碰上同时要改学籍和姓名的，他把申请书转交下级审查，查出不少人，全部处以警告。

　　侯峒曾的强硬风格，给江西教育界带来不小的波动。他冷若冰霜的神情，让每个府的官员非常紧张。有人笑脸相迎求他办事，有人对他望而生畏，也有人暗中恶语诽谤他。

　　冷面无私，遭遇挑战

　　江西共有三座藩王府，其中建昌府的益王朱慈炲以飞扬跋扈著称。恰巧，侯峒曾主持建昌府考试时，益王的两名宗生没有通过岁试，即将失去贵族的身份。益王给侯峒曾写信，请他通融。

　　侯峒曾回复了一封长信。他说，自古以来，皇族子弟参与学校的学习、考试，已经比平民多了不少优势。既然在校读书，就应该遵守学校的规则。况且，皇室宗亲数量庞大，得罪皇帝的藩王会被削籍为民。他客套一番，奉劝益王教诲藩内的子弟努力上进(《侯忠节公全集》卷二)。

　　益王又托人找侯峒曾求情，照样遭拒。他打算和侯峒曾见面时再出招，因为按规矩，地方官员到了藩王的地盘上，必须登门拜会。

　　侯峒曾的儿子玄瀞详细记录了二人见面的戏剧性场面(《侯忠节公全集》卷二)：

　　侯峒曾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益王府。大门外，同僚劝他先引咎自责。侯峒曾没回应，缓步进门，拾阶而上，进入大殿。

　　侯峒曾坐定后，看到益王脸色铁青，不发一言，他只能先开口打破僵局。他回忆了益王的父亲当年受封藩王时，自己的父亲侯震旸曾支持老益王，两人有过友好往来。益王听了，面无表情地应声。

　　之后，两人谈及天下大事。侯峒曾眉头一皱，说了一句：德王殿下在济南好好的，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原来，在刚过去的冬天，山海关外的清人攻陷了山东济南，将占藩济南的德王府焚烧殆尽。德王被抓走，族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掳。世人都知道德王粗暴蛮横，所以他的遭遇并未引起太多同情。

　　益王变得很不自在，许久才缓缓地说：您手下误把本王府的两名宗生罢黜为民，是不是该责罚他们?

　　侯峒曾答道：这些手下执行的是上级命令，上级奉行的是万历皇帝当年颁布的法令。殿下想责罚他们，为何不直接禀告皇上?

　　益王愕然，语气缓和了些：这事儿不能破格吗?何必一概绳之于法?

　　侯峒曾回答：法律一旦执行，就是皇帝也不能干涉，何况殿下。

　　他再次阐述了之前回信中的观点，终究没有松口。

　　益王身边的侍从面面相觑。侯峒曾站起身，礼貌地带着儿子与益王告辞。

　　益王府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围观。他们感叹平日里官员见到益王先畏惧三分，侯公居然敢当庭据理力争。

　　据侯峒曾的年谱记载，除了益王的挑战，侯峒曾还遭遇过同僚的指摘。

　　到了朝廷考评地方官的时候，与侯峒曾不和的江西籍官绅动用京城官场的人脉，举行“清议”，联合中伤侯峒曾。有人批评他经常破格录用考生，带坏了考生的习气;也有人说他偏袒写文章独辟的考生，使八股文体失去正统的格式。

　　侯峒曾的官员朋友徐石麒、马世奇、徐汧鼎力帮助他，站在他的立场上与对方辩论。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任官的江西籍人士旷鸣鸾，虽与侯峒曾没有来往，但赞赏侯峒曾的为官风格，拉拢了多位江西官员帮侯峒曾说话。

　　在唇枪舌剑的争论中，吏部做出裁决，判定侯峒曾为官清廉，政绩优异，才平息了这场纷争。

　　“绝交”精神，后世可鉴

　　侯峒曾卸任后，江西读书人将他崇祀在白鹭洲书院内，盛赞他在地方教化上做出的贡献。南昌的名宦祠内，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地方志记载，江西百姓用“公明”一词称颂他，说他是几十年从未有过的提学官(雍正《江西通志》，卷五十八)。

　　江西提学官的四年仕途，让他至少两次获得皇帝的褒奖。一次是他在任期间，把自己写的教育改革疏文递交礼部。崇祯皇帝看到后，鼓励他秉公执法，不要担心诽谤。另一次是他卸任后，吏部在全国选拔了五位为官廉洁、政绩卓越的地方官员，侯峒曾为其中之一，受到皇帝亲自召见。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侯峒曾近乎顽固的为官风格，对此，侯峒曾对儿子玄瀞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仕宦者，交游所归也，惟督学不然。必人人致一绝交书，而后督学可为也。”(《侯忠节公全集》，卷二)要担任合格的教育官员，就要有与人“绝交”的精神，这句话值得后世无数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