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阿希姆·派普尔，一个金发碧眼高鼻梁的美男子，竟然是纳粹杀人魔?

　　出生在柏林，他的父亲瓦尔德马(Waldmar)是一名陆军军官，在一战期间曾在东线作战，官至陆军上尉。派普排行老三。

　　1915年1月30日，约阿希姆·派佩尔降生在柏林一个普通军人家庭。度过了饥馑的童年和动荡的少年时代后，已习惯于帮派私斗的派佩尔于1934年志愿加入创建不久的党卫队(以下简称SS)“警卫旗队”(以下简称LAH)，党卫队号132496。1936年5月20日，派佩尔升为普通SS小队长。

　　之后，派佩尔进入保罗·豪塞尔(后任SS全国总指挥兼武装SS一级上将)任校长的SS军校培训，毕业后即升任SS突击队三级中队长(相当于陆军少尉)并担任SS“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副官。1939年9月被任命为LAH团第三营先头中队(连)指挥官侵入波兰，从而开始了他恶名昭彰的军旅生涯。1940年6月19日，派佩尔因追击并俘获一个法军中队而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同年8月12日，LAH团升级为旅，共拥有10796名SS队员。为准备进攻东欧，LAH旅大力扩充，加入了炮兵团、工兵营、通信营、防空营及测量和野战医院等作战单位并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这支新兴部队在1941年于希腊小试牛刀之后，终于在6月22日作为南方集团军群(Sud)的急先锋入侵苏联。

　　至12月LAH旅已兵临罗斯托夫，但因无法抵御罕见的严寒和源源不断的红军增援而于1942年1月全线后撤。为配合国防军夺取南方卡夫卡斯大油田，1942年春LAH旅残部在法国北部再度编成。同年9月9日，LAH旅升级为SS装甲掷弹兵师(摩托化步兵师)，人数远远超过同级的陆军师编制。当时身经百战的派佩尔已升为SS突击队二级大队长(相当于陆军少校)，而LAH师正好新设立了自行反炮营——这种部队装备拖曳式反炮和“黄鼠狼”IIIH型自行反炮，该自行火炮在当时可算火力强大，但其捉襟见肘的装甲防护更需要乘员具有无视一切的亡命精神，派佩尔自然是担任这支特殊部队指挥官的最佳人选。

　　1943年1月至3月，LAH自行反炮营在哈尔科夫市区争夺战中往来穿梭，出色地担任了战场消防队的角色，“闪击派佩尔”由此得名。1943年3月18日德军再次占领哈尔科夫市后，派佩尔营与“大德意志”师、LAH装甲团第8中队(拥有虎I式重型)在别尔哥罗德频频袭击红军装甲部队，击毁150辆T34。派佩尔因此战绩而于4月6日获颁骑士勋章。

　　1942～1943年冬季血战结束后，派佩尔被暂调到SS“帝国”装甲师任独立营长，但是在库尔斯克装甲大战中没有什么作为，只是一块不缺的活了下来。同年11月升任SS突击队一级大队长(相当于陆军中校)、LAH师装甲团长，虽然在基辅功防战中再度败北，却因其一如既往的亡命精神获得纳粹上层的首肯——1944年1月21日派佩尔获颁橡叶骑士勋章，他于同师的三级中队长米歇尔·魏特曼(1月30日获颁橡叶骑士勋章)握手的照片被作为宣传物登载于纳粹的报纸上。

　　在柏林接受教育，1933年加入青年团，同年10月加入普通党卫队，党卫队证号：132496。1935年1月，派普加入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经迪特里希亲自审核进入“阿道夫·警卫旗队”，同年3月就被选送进入不伦瑞克党卫队军官学校，学习成为一名战场指挥官所需的知识。1936年4月从军校毕业后，派普获得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衔，回到“警卫旗队”，在第3营第11排长，1938年2月升任第3营副官。同年7月被调到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参谋部工作，这项调动对于派普的职业生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派普容貌英俊、仪表不凡，于1939年1月担任希姆莱的二级副官，并晋升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陪同希姆莱出席各种公众活动，很快就成为柏林社交圈里的明星，同年6月又升任希姆莱的一级副官。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派普遇到了他的妻子西格德(Sigurd)，两人婚后生有一子两女：海因里希(Heinrich)、埃尔克(Elke)和西尔克(Silke)。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二战正式爆发。“警卫旗队”和其他几支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一道首次走上战场，派普也第一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但不是作为“警卫旗队”的一员，而是跟着希姆莱在战场上转了一圈。当1940年5月法国战役打响后，派普被希姆莱派往前线，出任“警卫旗队”第3营第11连排长，不过仍挂着希姆莱副官的头衔。在这次战役中，他带队追击撤退的法军，俘虏了一个连的敌军。因此，派普获得了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并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升任第11连连长。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开始1941年10月，派普的部队也被调往前线。1941年10月，派普跟随部队杀到罗斯托夫(Rostov)城下，但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警卫旗队”只能放弃刚刚攻克的罗斯托夫，和其他德军部队一道撤过米乌斯河(the Mius)，掘壕据守。在1941年的东线战役中，“警卫旗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到法国重组，直到1942年底才重返东线。在此期间，“警卫旗队”被扩编为一个装甲掷弹兵师，而派普也在1942年9月被任命为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第3营营长，并在1943年1月晋升为党卫军少校。

　　1943年初的“天王星”行动中，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全军覆没，苏军趁势发起反攻，迫使德军节节败退。为了挽救危局，德军将在后方休整的党卫军“警卫旗队”、“帝国”和“髑髅”师合编为党卫军装甲军，在保罗·豪塞尔指挥下重返东线，与苏军在哈尔科夫(Kharkov)城下展开激战，但遭到了苏军顽强的抵抗，使德军的攻势陷入停顿。随后在1943年3月的另一次攻势中，终于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后重新占领哈尔科夫，将战线稳定下来。

　　在哈尔科夫战役后，派普率部参加了1943年7月间的库尔斯克战役，后来又短暂地调往意大利进行反游击作战。不久，“警卫旗队”师被改编为装甲师，再次投入到东线残酷的防御战中。

　　日复一日的战斗使派普获得了更多的荣誉，他在1943年5月获得了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同年11月晋升为党卫军中校，并被任命为党卫军第1装甲团团长，当时他才28岁，是武装党卫军中最年轻的团长。1944年1月，派普成为第337位获得橡叶饰的军人。派普的一路晋升和获奖自然都少不了希姆莱的关照。

　　1944年4月，在东线战场上损兵折将的“警卫旗队”师再次撤到西欧重组，但没过多久就投入了诺曼底(Normandy)地区，抵抗盟军的登陆。并随后在莫德尔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市场花园”行动中美国101空降师的围剿。在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战役中，派普被任命为一个战斗群的指挥官，以他的命字命名为“派普”战斗群，作为“警卫旗队”师的先锋部队向马斯河上的桥梁发起进攻。派普再次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凶悍作风，尽管遇到美军出乎意料的抵抗，复杂的地形，拥挤的道路和油料短缺这一系列问题，派普还是竭尽全力向预定目标挺进，为此不惜强占其他部队的进军道路，抢夺友邻部队的燃料，甚至强行把一个伞兵营并入自己的战斗群。尽管如此，派普的部队还是在拉吉雷泽村耗尽了最后一滴汽油，陷入了美军的包围。最后，派普不顾上级要求“带车辆一同撤退”的命令，抛弃了包括39辆(其中有9辆“豹2”)在内的百余台车辆，率200名残部徒步突围，回到己方战线，而战役开始时这个战斗群有5000人之众。

　　在阿登战役中，派普连续九天九夜没合眼，他的狂热战斗精神给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曾与派普进行过长谈的被俘美军军官这样形容他和他的部下：“与其说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拼死战斗，不如说这些魔鬼真正爱好的是战斗本身，我从未见过他们那样的战斗方式，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从地狱来的。”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派普永远成为了“战争罪犯”，他的部下于12月17日枪杀了180多名美军战俘，这就著名的“马尔梅迪惨案”。虽然阿登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派普”战斗群丢盔卸甲，一无所获，但派普还是在希姆莱的照顾下于1944年12月28日获得了双剑饰，是第119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军人。

　　阿登战役后，派普随“警卫旗队”师调回东线，参加了1945年3月在匈牙利巴拉顿湖(Blaton)地区发动的“春醒”攻势。面对异常泥泞的战场，派普没好气地向上级报告：“我只有潜水艇，没有!”德军的攻势遭到了惨败，派普和他的部队只能且战且退，一路向西撤退，最后向美军投降。在战争结束前夕，派普在1945年4月晋升为党卫军上校。

　　战后，派普被美军逮捕，并因马尔梅迪惨案在1946年4月在达豪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终身。在狱中，派普还接受了美军战术专家的访问，向他们讲述在东线和苏军装甲部队交战的经验，并极力劝说他们对莫斯科投放原。1956年12月，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的派普终于假释出狱。出狱后，派普到法国北部的小镇特拉福斯(Traves)隐居起来，并开始撰写一本有关马尔梅迪惨案的书。

　　派普战后始终坚持对纳粹的信仰，对战争中党卫军部队犯下的罪行毫无悔改之意。派普的顽固态度使他受到纳粹受害者和左翼组织的仇视和憎恨。1976年7月，派普受到恐吓，派普对此不屑一顾。7月13日晚间，他坐在门口乘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果然如约而至，派普的房屋被点燃。第二天，人们在废墟中发现了派普已经烧焦的尸体，和他那些长眠在苏联和西欧的部下们一样，不得善终。这次袭击事件的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很多人都怀疑和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