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1936.07.14～2012.03.10)，祖籍江苏无锡。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

　　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2012年3月10日逝世，享年76岁。

　　学术生平

　　朱维铮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就读，1960年毕业于中国古代史专业，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1988年晋升为教授。2006年被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顾问、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问，原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国际儒合会副会长、顾问，原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徐光启研究会会长，北美《亚洲评论》顾问等学术兼职。

　　朱维铮师承著名学者陈守实、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朱维铮早年受学界前辈亲炙。他留校之初，即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1962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多受瞩目。后调任周予同教授的学术助手，协助主编教育部委托的《中国历史文选》，期间博研典籍、贯通古今。该书作为国内高校文科相关专业的首选教材，沿用数十年、屡经修订，累计发行量达50余万册。

　　朱维铮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他承续钱玄同、周予同一脉，无论环境艰难还是喧嚣，都长期坚守在经学史领域，整理了大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成为当今海内外最有成就的经学史家之一。他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是经学史领域的重要文献。他先后受邀参与主编《传世藏书》经学与经学史类文献，担任《儒藏》经学史类文献整理的主编，所做工作为后来者指引门径。他在《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等文章和《中国经学史十讲》一书中提出，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有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我国边疆历史有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思想，别有创见。

　　朱维铮被学界认为是国内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1980年，他和复旦历史系同仁组建了全国首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锐意开拓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他和庞朴教授合作主持编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28种，具有学术里程碑意义。1986年，又在复旦大学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文化学术国际讨论会，这是1976年以后首次在国内举办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上世纪80、90年代，他组织编纂了五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荟聚时贤佳文，至今嘉惠后学。他倾三十年之功撰写了《走出中世纪》(1987)、《音调未定的传统》(1995)、《走出中世纪(二集)》(2008)等著作，眼光独到、思想新锐、功力深湛，影响了几代学人。《走出中世纪》出版不久即被译成英文，在国际学界产生很大反响。

　　都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朱维铮继承了陈寅恪、陈守实一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发展出中国史学史课程，成为复旦历史系的特色。2005年，他领衔承担课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向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献上了一份学术厚礼。他先后撰写了《史学史三题》、《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班昭考》等论文，并为《中国十大史学家》一书撰写了高质量的“司马迁篇”，体现出在史学史方面的深厚造诣。

　　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朱维铮重视明末以来传教士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蜕变及其在传统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他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华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也为晚明以来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视角。1993年，他主持召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一书。他还先后主持了《马相伯集》(1996年)、《利玛窦中文著译集》(2001年)、《徐光启全集》(2011年)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出版，为相关领域研究奠定了权威性的资料基础。

　　晚清及近代学术史研究，是朱维铮毕生致力的领域之一。他对晚清经今文学旗手康有为、经古文学殿军章太炎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编校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1996年)，与人合作编选、注释《章太炎选集》(1981年)，为《章太炎全集》收集整理了第三卷《訄书》(1984年)，对《訄书》三次结集诸问题的研究获得突破性成果。他精校详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985年)成为当代入门读物。他与钱锺书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一辑十种，1998年)，并为每种著作撰写长篇导论。十篇导论和相关论著结集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代表了他在清学史领域的成就。为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他与台湾作家龙应台合作编辑了《维新旧梦录》(2000年)，成为活动期间的最畅销著作。

　　在先生的最后几年，他结合半个世纪的治学经验勉力写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系统性的发覆，并结集出版了《重读近代史》(2010年)。作者通过考证、发微和总括的笔触，揭示出中国近代困境的根源，很多观点令人深省。

　　此外，他还撰写了文化史普及著作《壶里春秋》(2002年)，参与编撰了《中国现代史资料简编》(第一卷)、《孔子思想体系》等作品，并曾担任《学术集林》、《九州学林》的编委工作。

　　朱维铮先生治史五十七载，早期深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精髓，长期盘点经史子籍、别裁清学，稔于乾嘉考据之法、谙于现代诠释之学，

　　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他把清代“实事求是”的朴实学风，与现代学术理性客观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学界有口皆碑。他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主张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分“历史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认为应回到历史环境下找到当事人的真实经验，据此回答当时的问题，才能回应当代人的兴趣。他善于发现新领域、用新眼光审视旧问题，关于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立论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重视。他厌弃高头讲章的说教，反对故弄玄虚的矜持，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用精炼文字发微阐幽，令人会心。

　　朱维铮先生为师五十二载，从未脱离教学第一线，是卓越的史学教育家。他坚持言传身教、教书育人。先生一直自承：“我虽不是名师，可当得上严师;名师未必出高徒，严师或许还能出几个。”他不拘一格、提携后进。先生培养指点的学生、学者，很多已卓然成家;指导的海外学者，不少已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2008年起，他开设本科通识教育课程“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高屋建瓴、引领初学。2011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的先生，在接受放疗后坚持上课，提早到教师休息室缓坐半小时，一丝不苟讲完了人生的最后两节课。

　　朱维铮先生一生不懈追求真理，以学术为生命。去世前两年，他着手对《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两书作大幅修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病床上校订样稿，批注满纸。他一生自尊风骨，延续了老一辈学人风范。课间饮水，必背对学生;批改学生文稿，红笔淹墨;讲学犀利酣畅，诲人温文尔雅。海外学者赞誉先生为“低调的大师”，他谦称自己是“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他一生身体力行，履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王元化先生一起提倡“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先生晚年欣然出任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学术顾问，抱病工作，帮助栏目选题、策划、审稿，弘扬学风、启迪社会。

　　朱维铮先生在学术界、思想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从未离开过复旦大学。他的生命、思想和情感已经与复旦融为一体。他独立思考、求索真理的批判精神，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史家品格，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学者风骨，是复旦人永远的精神财富，必将指引复旦的文史传统发扬光大，激励全校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讲授课程

　　讲授《经学史》、《中国古代文献史》等课程。

　　社会职务

　　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顾问、孔子基金会顾问、上海海峡两岸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徐光启研究会会长、香港城市大学课座教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九州学林》常务编辑、北美《亚洲评论》顾问等，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1987年以来，曾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海外名校担任课座教授，并曾任台北驻市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