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治学方法严谨，在《治史经验谈》中便自言以“勤、恒、毅、勇、谨、和、缓、定”为学术工作要决，又有“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的格言。

　　严先生治学方法严谨，他的研究向来建基于庞大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如在1956年发表的《唐仆尚书丞郎表》，他反覆考证唐代2680余任尚书省仆尚丞郎，共1116人的详细资料，当中发现唐代重要史籍1200多项错处，成为日后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工具书。据他的学生的忆述，严耕望为不同研究课题以人手抄写的资料卡片累积以十万计。

　　严耕望穷毕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认为这方面“尤重国计民生之大端”。他计划在有生之年依次撰写《唐代交通图考》、《唐代人文地理》和《国史人文地理》三部巨著。《唐代交通图考》的撰写工作自1946年开始，以考释唐代交通路线和制度为目标，计划累积的资料超过十万件，全书原定十卷，依次出版了《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五卷，凡1792页，超过二百万字，被公认是一部学术巨著。直至他逝世，整个计划仍未完成。

　　严先生的著作虽然精于考证，但绝不仅仅是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他在撰写地方行政制度史时便参考了研究西方地方政府的专著，关注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趋向。他对于宏观历史的观念，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有不少暗合之处，他研究唐代人文地理提出的"全史"理念，与布罗代尔对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余英时先生就曾指出，严先生的著作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的转化。

　　严耕望生性谦逊，在《唐代交通图考》的序文中便自言：“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余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

　　严耕望在学术界有普遍的高度评价。如余英时在悼念文章中就称他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