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

　　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

　　1964年，严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新亚研究所导师。据他的学生回忆，中大当时给高级讲师的举家旅费是坐飞机的标准，而严先生一家则改乘轮船抵港，节省下来的钱以贴补家用。事实上，来港前严耕望的生活已经相当窘迫。当时，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湾好几倍，然而严耕望赴港更多是出于对老师钱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淘金”。在港期间，为了专心于《唐代交通图考》和《国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严耕望一如既往地坚持史语所时期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理由是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有讲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讲座教授”，且为，其余全部为讲师)，当时已经是“中研院”院士的严耕望众望所归，然而由于讲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来对学术研究颇具“杀伤力”，故而这一在寻常人看来能名利双收的位置最终还是被严耕望婉言谢绝了。直到65岁退休，严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一个高级讲师。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一文中说，严先生在名利面前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这或许就是钱穆先生认为聪明人最缺的“毅力与傻气”吧。

　　舍命报恩

　　余英时曾说，任何人曾对严耕望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钱穆和傅斯年两位先生的感戴，非但是永志不忘，甚至可以说是不惜以个人健康乃至生命回报!

　　据严耕望的弟子廖伯源回忆，严先生逝世后，夫人段畹兰谓先生平日常自以其生活规律有节制，当可活到九十以上。盖欲长寿以完成其规模庞大之研究计划，诚可谓一科学的工作者。严耕望自年轻时起，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从不开夜车赶工。然而，去世前一年偏有一次致命的破例。1995年初，台北《史语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纪念专号征稿，严耕望认为其一生事业学问，受惠于傅斯年的识拔，所以不顾血压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在身，“拼了老命也要赶出论文以纪念傅先生”。连续两个多月赶写文章，常过深夜十二点才就寝，完稿前几天，甚至工作到凌晨两点多。以近八十高龄一改数十年之习惯，故而文章写完后大病一场，健康状况大大受损，此后常走路不稳，站起会头晕。两个月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为纪念钱穆百龄诞辰，举办学术研讨会。为表达对老师的尊敬，严耕望仍强自振作，每天一早坐巴士去学校出席会议，但在准备讲稿时已明显力不从心，只得对学生说，等过了钱先生的研讨会后要好好休息，待养好精神再继续做研究。当年暑假，医生诊断出严耕望有轻微的帕金森症状，脑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医疗与检查，都没有明显的效果，病情时好时坏。1996年6月赴台治疗，期间曾一度病情转好出院，然卒以突发脑溢血送救不治，于10月9日逝世，享年81岁。

　　严氏晚年最得意的弟子李启文在整理老师手稿时发现，严先生有很多尚未发表的文章其实早已写就(属于《交通图考》第六卷范畴)，但他为傅斯年纪念论文集投寄文章时，竟没有使用这些成品，而是就另一课题(唐代人口)重新撰写，显然是想在学术研究上再提供一己之心得，以此诚意报答傅先生当年的知遇之恩。李启文不禁感叹：“可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无可补偿的损失。我曾这么想，归田师由傅孟真先生提拔，五十年后又还于傅先生，似乎冥冥中别有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