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诸侯的派系分野

　　洪武三年(1370)底，明朝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公、伯数量较少，不足以言派系。二十八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位次前后，关乎地位高低，而排位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眼看去，这个排序既不按官职高低，也不按俸禄多少，而是按照加入红军的早晚顺序，分组排定。这一原则，使出身濠州的旧将十四人位居前列。无论是位高名重的水军首领廖永忠，还是对红军立足江南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康茂才，以至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傅友德，都只能排在大量平庸战将的后面。濠州红军、巢湖水军、渡江后降将三大派系，泾渭分明。

　　朱元璋在濠州红军中稍属后起，二十八侯的前十四人中，既有先为同列后为下属的，也有直接投奔朱元璋的。若以归属朱元璋的顺序论，唐胜宗、陆仲亨等年轻随从最早，郭子兴、王志、费聚等老牌红军直到甲午年(1354)才改属朱元璋统领，郑遇春、吴良、吴祯直到这一年才加入朱元璋所部红军。这个顺序与封侯位次非常吻合，只有排名首位的汤和是例外。汤和本是资历最老的红军高官，但很早就与朱元璋深相结纳、甘为下属，又有封公之勋，只是因有过而仅得封侯，理应置于诸侯第一位。总之，濠州旧将内部的位次，是以归属朱元璋的“从龙”次序为主，以在红军中的资历为辅。

　　十四人中，有十一人来自濠州的附郭县钟离县，三人来自定远县。元代的濠州，下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濠州红军是先起于定远、后据濠州的，所以诸将无论来自钟离还是定远，都可称为濠州人。后十四人，绝大多数也来自淮西地区，但皆非濠州人。籍贯是否一个关键因素?朱元璋是钟离县西乡人，与费聚、王志、顾时尤属近邻同乡，但这些人的位次都在定远县人华云龙之后。六位公爵中，除徐达是钟离县人，李善长、常遇春、冯胜来自定远县、怀远县，李文忠、邓愈更是来自泗州的盱眙县、五河县。可知与朱元璋同乡，乃至籍贯钟离县、濠州乃至“濠泗”，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而非“评分标准”。

　　六位公爵中，徐达之外的其他五位，是在甲午年(1354)秋南下滁州到乙未年(1355)夏渡江前夕才归属朱元璋的，居然晚于上述十四人。乙未年(1355)夏红军渡江，一举奠定立国基础。后来，濠州旧部与在江北新加入红军者，皆称“渡江旧人”，明初君臣常以“从朕渡江”“从上渡江”为标榜。“渡江旧人”，是否也是一项关键指标?

　　红军能渡江，是因为乙未年春巢湖水军的介入。与常遇春、冯胜等小股势力相比，巢湖水军兵多将广，诸将长期占据高位，在建国历程中多次发挥关键作用。可是，巢湖诸将没有人跻身公爵，在后十四人中仅有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四席。诚然，巢湖水军的主要头领廖永安、俞通海、赵伯仲、张德胜等在洪武三年(1370)时已离世，剩余代表人物是他们的兄弟子侄。

　　可是，这些幸存者的官位和战功，远远高于唐胜宗、陆仲亨、王志、郑遇春等人，所得封赏极不相称。对此，朱元璋解释道说：“御史大夫汤和……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乃私其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徼封爵。佥都督郭子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虽有功劳，未足掩过。此四人，止封为侯。”

　　所谓“止封为侯”，言下之意即四人皆有封公资格。其实，汤和、郭子兴两位濠州旧将功绩平平，只是资历特深，而确实劣迹斑斑。赵庸、廖永忠两位巢湖旧将，则全凭战功，“私其奴婢”“徼封爵”等罪名，明显是欲加之罪。封侯同时，有六人与诸侯同受重赏但不得封，前二人就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和金朝兴。显然，同为“江北旧人”中较晚加入红军者，巢湖水军受到了刻意的压制，与常遇春等江北新红军的待遇相去甚远。

　　巢湖水军只比常遇春等人晚一点点加入红军，但投奔对象不同。甲午年是朱元璋早期发迹的关键时刻，对此他回忆：“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后来又回忆：“率二十四锐者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率练之。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入滁阳，葺城以守之。”朱元璋从三千、二万中分得相当部分，遂得独力南下滁州，一个包括徐达等旧属和李善长等新人的核心群体就此成型。

　　不久，上级将领陆续来到滁州，朱元璋遭到猜忌、削弱，但私属班底没有拆散，并且以红军某部首领的身份接纳了邓愈、常遇春等人。乙未年(1355)夏，濠州红军接受了龙凤政权的任命，朱元璋在军中位列第三，巢湖水军就是在此之后来降的。巢湖水军实力雄厚，投奔的是这支红军而非朱元璋，此时双方不可能建立私人归属关系。等丙申年(1356)朱元璋夺得全军领导权后，其他濠州旧将或巢湖水军乃至新投降者，无论怎么衷心拥戴，也来不及建立微时慧眼识英雄的私人关系了。所以，“渡江旧人”的关键不在“渡江”，而在“旧人”，即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的“从龙”关系。

　　甲辰年(1364)朱元璋初创卫所时，各卫主官可考者二十一人，其中濠州旧将十五人，江北加入者有丁德兴、吴复、金朝兴三人，渡江后加入者有傅友德、康茂才、朱亮祖三人。洪武三年(1370)封侯时，除孙兴祖、蔡迁已死，沐英年位尚低，其他十二人全部封侯，即诸侯前十四人中汤和、周德兴之外的十二人。显然，王志、郑遇春这些中级将领封侯，凭靠的正是甲辰年(1364)任指挥这个资格。但是，其他六人中，除丁德兴已死，连渡江后加入的三人都封侯了，江北新加入的吴复、金朝兴却未封侯。

　　二人本系元军将领，值得关注。卫所选簿提及明朝建国前加入红军的方式，有“从军”、“归附”、“归附从军”等用语，“归附从军”仍属“归附”，很多军人是在明朝建立后投军的，算“从军”，有些早在渡江前加入的，仍算“归附”。其中关键，不在于参军早晚，而在于加入红军以前的身份，到底是平民或反元自立者，还是属于其他阵营的军人。勋贵的出身也严格区分为“从军”和“归附”。《明功臣袭封底簿》记录了八位明初勋贵的出身，其中吴复为地方义兵将领，康茂才为元军将领，俞通源为其他红军系统的将领，常遇春则“原隶群盗刘聚部下，闻太祖驻兵和州，领众十人来归”。

　　这四人都在此前加入了其他组织，接受了其他阵营的任命，无论是主动来投奔还是被俘投降，都只能算“归附”。其中只有费聚、常遇春较为特殊，前者是以老红军而非来降者的身份投靠朱元璋，关系亲密;而后者只身来投，易于与朱元璋建立私人从属关系。

　　按此标准，江北新加入者可分两类。根据史料判断，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愈皆为“从军”。而丁德兴的传记中注明“城口归附”。吴复投朱元璋后，“察其底里，无他，俾领前驱”。《明太祖实录》中巢湖水军主将廖永安、俞通海的官方传记注明为“降”。诸将必皆属“归附”。吴复、丁德兴与巢湖诸将同遭压制，说明“从军”和“归附”出身，也是重要指标。

　　总而言之，加入红军阵营的早晚、“从军”与“归附”的差别，乃至籍贯是否濠州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勋贵封赏。但归根到底，与朱元璋确立主从关系的早晚，是决定勋贵排名的主要指标。“渡江旧人”中的“从军”者，形成了与朱元璋关系最亲密的第一圈层，不妨概称为“濠州从军”者，其中包括以私人关系和超群战功跻身于此的常遇春。“渡江旧人”中的“归附”者，一般籍非濠泗，与朱元璋的私人从属关系不彰，洪武三年(1370)封赏时受到压制，形成了第二圈层，可称“江北归附”者。渡江后投降的将领，能在明初勋贵中占有一席之地，要么依靠战功，要么依靠率领大队人马归降，概属“归附”者且与朱元璋私人关系淡薄，构成了第三圈层，可称“渡江后归附”者。濠州从军者构成了公爵的全体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二、洪武前期勋贵兴衰的派系背景

　　诸臣与朱元璋的圈层关系，不仅影响到勋贵在国初得到封赏的情况，对于其后的胡蓝党案等一系列屠戮功臣的过程，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朝建立后首次杀戮功臣，是洪武八年杀廖永忠。其原因先后有僭越、受杨宪牵连、杀韩林儿等多种说法。廖永忠在杀邵荣、杀韩林儿这两次最重要的政变中，都扮演关键角色。他不是濠州红军旧将，与邵荣、韩林儿本无渊源关系，而作为“归附”者中的头号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姿态至关重要。“他的被杀”，隐隐展现出“归附”者功高位重而不免首遭的前景。

　　从洪武三年到十三年，涌现了一批新封、进封的勋贵。洪武三年底，此前因罪未封的名将薛显封永城侯，仍因罪谪居海南。薛显很可能是龙凤政权下的赵君用、毛贵旧部，但时当辛丑年(1361)，无论原属淮东红军还是元朝抑或张士诚部，前来投靠朱元璋只能是“归附”了。他与汪兴祖，本应在首批封侯之列。

　　洪武十年，甲辰 “从军”中唯一尚未封侯的沐英，在并无新功的情况下封西平侯，而当年的“归附”指挥吴复、金朝兴仍无封爵。洪武十一年，汤和由中山侯进封信国公。其实，在洪武四年的四川之役中，汤和顿兵遭斥，傅友德、廖永忠则被朱元璋誉为“傅一廖次”。在洪武五年漠北之役中，汤和兵败丧将，而傅友德独建殊勋。但濠州从军者汤和的资格，压倒了归附者傅友德、廖永忠的战功。

　　洪武十二年末胡惟庸案前夕，一批大都督府佥事封侯。其中曹兴、周武、张温皆系“渡江旧人”，蓝玉、谢成、张龙、曹震为濠州从军者，仇成、吴复、金朝兴、叶升是江北归附者，王弼是渡江后归附者。吴复、金朝兴是甲辰年指挥使、指挥同知，其他江北归附者在甲辰年(1364)多任主官以下的指挥佥事，濠州从军者当时多任千户。这批新封勋贵中，江北归附者占有较大比例，但资历较浅的濠州从军者与资历较深的江北归附者待遇相同，优待很明显。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三大衙门的最高官员，除右御史大夫安然被斥还乡外，其余均遭杀戮。其中，胡惟庸、毛骧、陈宁、涂节、汪广洋、安然、丁玉等，皆为渡江后加入红军者。他们或是投奔朱元璋较晚和“归附”的濠州人，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皆非濠州从军者。案发后，中书省与大都督府被取缔，御史台则由勋贵之首李善长出山控制。可见，胡惟庸案中，皇帝并未打击“淮西集团”或任何勋贵，而是了取代勋贵重职的新锐官员，可以视为以濠州从军者为主导的勋贵集团对新进官员的胜利。

　　胡惟庸案后，渡江后归附者朱亮祖、胡美被杀。而此前，濠州从军者华云龙、与朱元璋同村的周德兴虽犯下与之类似的罪名，但均获从轻处理;其他濠州从军勋贵也有犯罪降调者，但无一遭到诛杀。渡江后归附者得封侯，多依靠率领大股部众来降，少数如杨璟、傅友德是靠征战之功，而康茂才、朱亮祖、胡美等三人则两者兼备。康茂才是作为集庆路守将投降的，所部“连家属数十万口”;朱亮祖所部十分强悍，投降前多次重创红军;胡美所部则是陈友谅在江西全省的势力，部下于壬寅年发动南昌叛乱，红军损失惨重，朱元璋仍惮胡美而“特宥之”。至此，康茂才前已病卒，渡江后归附的三股最强势力的首领全部离世，江北归附者对旧部有影响的人物也只剩南雄侯赵庸一人。

　　洪武十三年至洪武二十三年，又增加了一批新封、进封的公侯。渡江后归附者傅友德进封颍国公，濠州从军者蓝玉进封凉国公，皆由新建大功。封侯者中除张翼、朱寿是江北归附者，纳哈出是元朝降官外，皆为濠州从军者或其后代。在此期间，胡党牵连甚众，但勋贵中只有已死的渡江后归附者梅思祖被追论，亦仅以其子谪为辽东都指挥了事，其他勋贵安然无恙。

　　总之，从洪武三年封赏勋贵到洪武二十三年诛戮胡党的二十年间，明初勋贵集团中的濠州从军者持续扩大着优势地位，未受任何触动，而归附者中带来大股部众且战功卓著的几位勋贵则遭消灭。

　　三、胡蓝党案的派系背景

　　洪武二十年、二十一年，明朝发动两次大战，彻底击败了北元实力，勋贵集团的利用价值不复存在。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爆发，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被杀。而陆聚、黄彬、郑遇春的结局，不见于《明太祖实录》，三人若非与李善长等同遭杀戮，即此前已死而遭追论，洪武二十三年已不在世。

　　此时，洪武三年所封勋贵大多已经死亡，勋贵的主体已是袭封的子侄和新封侯者。朱元璋公布追论已死的胡党分子，有胡美、顾时、陈德、华云龙之子、王志、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金朝兴。钱谦益指出，其实还有邓愈之子、吴祯、俞通源、薛显、吴复。由此，胡党案牵连勋贵共二十二家，他们的子孙或遭屠灭，或受牵连。

　　其中，二十家来自洪武三年所封公侯，另外的吴复、金朝兴，恰恰是洪武三年曾遭压制、后来才得封侯的两位甲辰年指挥，而其他新封勋贵无一受到牵连。这次大的目标很明确，只是建国初期的老一辈勋贵及其子孙。

　　二十二家中，濠州从军者十一家，江北归附者四家，渡江后归附者七家。这个比例与洪武三年格局一致，似乎不分从军、归附，一视同仁。但是此前归附者已屡遭，在老一辈勋贵集团中的比例已下降，此时占涉案者比例仍居高不下，可知归附者受打击更重。此后幸存的老一辈勋贵之家，即未遭牵连和虽遭牵连追论但子嗣未绝、待遇未取缔的家族，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汤和、周德兴、耿炳文、郭子兴、吴良、吴祯、吴复、俞通源、傅友德、薛显、韩政、曹良臣共十六家。其中，十家为濠州从军者，两家江北归附者，四家渡江后归附者。如果去除前四位洪武三年所封公爵，则从军与归附比例，乃至濠州、江北、渡江后的比例，依然如故。

　　但洪武三年后的新进勋贵们全体免于牵连，改变了此时勋贵集团的派系结构。新勋贵计有沐英、蓝玉、谢成、张龙、曹兴、叶升、曹震、张温、王弼、李新、陈桓、胡海、郭英、张翼、纳哈出、朱寿、张赫、孙恪、濮屿和张铨，共二十家。其中，十七家可以确定出身，濠州从军者十二家，江北归附者三家，渡江后归附者仅两家。新旧合计，濠州从军者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渡江后归附者进一步衰落了。

　　蓝玉党案历来被视为“胡党之流祸”。但是，蓝党案的对象与胡党案有显著区别。据《逆臣录》，牵入蓝党案的勋贵，有蓝玉、常遇春之子常升、张翼、陈桓、曹震、朱寿、谢成、张温、曹兴、孙兴祖之子孙恪、韩政之子韩勋、曹良臣之子曹泰、纳哈出之子察罕、濮英之子濮屿、桑世杰之子桑敬、何真之子何荣。

　　另外，《明太祖实录》载，俞通源之弟俞通渊被黜还乡里。常升是蓝玉的外甥，必遭牵连。孙兴祖、桑世杰、濮英之子，皆因父战死而后来得封。纳哈出、何真之子，父皆洪武三年后得封而由子袭爵。只有韩政、曹良臣两家算是老一辈勋贵。可见，蓝党案几乎未涉及洪武三年勋贵，而是针对洪武十二年、十六年以进攻西番和云南战功得封的新进勋贵，与胡党案形成了鲜明对比。

　　十七家勋贵中，除张温、曹兴不知出身，蓝玉、常升、谢成、陈桓、曹震、孙恪、濮屿七家为濠州从军者(姑且将常遇春系统的蓝玉、常升算作从军)，叶升、张翼、朱寿、俞通渊、桑敬、曹泰、韩勋、纳哈出八家为归附者。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后，归附者在勋贵集团中的比例已不到三分之一，而在蓝党案遭诛戮者中又占了一半。此后见于记载的勋贵，归附出身者只剩下吴复、傅友德、王弼三家，而徐达、李文忠、冯胜、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张龙、李新、郭英、张铨诸家，皆为濠州从军者。

　　洪武二十七年后，王弼、李新、张龙、薛显后人等，亦陆续被杀、去世、罢袭。在洪武末年和建文时期，见于记载的勋贵家族，唯余徐达、李文忠、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吴复、郭英等八家。其中，沐英是朱元璋的义子，郭英是朱元璋宠爱的郭妃之兄。此时残存的勋贵集团，除吴复属较早投奔朱元璋的江北归附者，都是濠州从军者中的老一辈勋贵之家和与朱元璋私人关系极深的新贵。

　　甲辰年卫所主官的人选，与洪武三年勋贵的位次，一致展示出明初建国勋贵集团的内部分野。卫所、部众、将领的轻重亲疏，既不仅仅论籍贯是否属濠州，也不仅仅论加入红军的早晚，而是更重视与籍贯、时序大体吻合的“从军”与“归附”出身。由此，甲辰年前，军中存在着朱元璋嫡系、濠州红军、江北归附者、渡江后归附者等层次，而到洪武三年，大体分为从军与归附两系。各卫所主体人众与各位勋贵在洪武时期的不同命运，则展示出：明初军中存在着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优势稳步扩大的濠州“从军”集团，在建国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归附”各部则受到压制、打击，逐渐退出了核心位置。洪武中期的亲军卫人众，和洪武末年的勋贵集团，已转化为近乎清一色的濠州从军者。

　　濠州从军者的核心地位，说明明初并不存在一个政治倾向、利益追求一致的“淮西”集团。朱元璋与勋贵集团之间，并非一贯的对抗、打击关系。在君权极端膨胀的背景下，朱元璋仍然长期扶植、利用、保留了与自己有密切私属关系的部分勋贵。这个有浓郁“濠州”与“从军”色彩的派系，与君主互相借重，一直构成明初勋贵集团的核心主体。明初卫所的兴衰，乃至君臣之间、文武之间的兵权分配等制度现象的演变，都是在这个派系背景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