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为什么张居正极度讨厌明朝学者何心隐?原来是有原因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明朝著名学者何心隐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谈天说地，时任翰林的张居正忽然来访。何心隐赶紧藏了起来，当张居正听说学者何心隐也在时，很想见他一面。何心隐推说最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张居正走后，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翰林。何心隐说道：“我刚才偷偷的见他一面，魂不附体。”耿定向大笑。何心隐却道：“你不要笑，这个人将来必是非常之人，国家大权将在他手里。我必将死在他手里。”耿定向从来不知道何心隐还善于看相，颇不以为然。万历七年，何心隐果然被张居正杀掉。他当初不知是预言还是吓糊涂了的话成为现实。

　　其实，他的死是咎由自取。当时，张首辅要打击地主豪强，他就教唆豪强起来反抗;张首辅要稳定边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数民族部落教他们作战方法。这样处处和张首辅作对，想不死怎么可能呢?我们不得而知何学者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验证自己的预言还是活的不耐烦了，但从他对张居正的评价与预言来看，他是个很正常的人。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张居正的确掌握了国家大权，也的确是个非常之人。

　　张居正在大明的露面，应该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陈当时社会的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嘉靖帝给出的回答是：我在炼丹，有事问严嵩。

　　作为翰林院的小编修张居正知道，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专擅，刚直之士大多无好下场。比如三边总督曾铣、内阁大学士夏言，因为在上疏收复河套的同时，顺便弹劾了一下严嵩父子，就被严嵩处死。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弹劾严嵩，屁股上挨了整整一百杖。张居正很明白，自己一个小编修根本无法与首辅抗衡。

　　隆庆元年，首辅徐阶向隆庆帝推荐了张居正。他一跃而升入内阁，迈进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官场阅历与工作经验，他觉得似乎时机已到。隆庆二年，他上疏隆庆帝，陈述当时必须要解决的六件大事。这离他上疏给嘉靖帝时已有二十年。

　　这六件大事就是他后来各个的大政方针。第一条，省议论。就是让那些言官们尽量少说废话、空话。第二条，振朝纲。第三条，重诏令。第四条，要官员们名实相符。第五条，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第六条，整边防。

　　隆庆给出的回答是：我无为。隆庆“无为”了六年后，去世。死前，在他床边的高拱、张居正与高仪被任命为万历帝的辅佐大臣。

　　作为首辅的高拱一直想控制张居正，确切地说，他想要掌握内阁大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至于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隆庆帝死的半年后，他就被张居正与太监冯保联合驱逐出了朝廷。

　　其实，最有资格讲述张居正与冯保驱逐高拱这段历史的人应该是高拱本人。此人也的确不负重望，在《病榻遗言》中谈到了张冯二人驱逐自己的经过。他指出，发生于万历元年的王大臣事件，实是张居正与冯保的栽赃。

　　王大臣事件发生于万历元年，有一天，十岁的小万历在宫殿门口撞到了一个人。此人太监打扮，神色惊慌，万历身边的人急忙将其拿下，交予冯保。

　　后来的事就是高拱所言的了，据他说，此人本是张居正最得意的大将戚继光派来的人。可到了冯保那里后，冯保得知他是戚继光的人后很惊慌，他找到张居正。张居正就对他说，高拱总想让你滚蛋，我们现在机会来了，可以让他滚蛋。

　　在第二次审问的时候，冯保喝问王大臣：“你怀藏凶器欲行刺皇上，是谁指使?”

　　王大臣对冯保先前给自己的安排很不服气，就把真话说了出来，“不是你让我说是高首辅指使的吗?”冯保鼻子都气歪了。为了给歪了的鼻子报仇，冯保毒坏了王大臣的声带。在第三次审问的时候，他很迅速地就将案子结了，将王大臣处斩。并将王大臣的供词(其实是他自己的供词)呈交万历。

　　但这件事并不是高拱被驱逐出去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冯保在李太后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高拱曾说皇帝一个小毛孩子懂什么。

　　本来，高拱这个人一直就是个狂妄的人，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高拱虽然狂妄，却不是蠢货。他绝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讲，而且还被冯保听到了。

　　这话在李太后那里的意思大概有两层：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儿子;第二：高拱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瞧不起皇上!?

　　万历六年，张居正旅游到河南见到了被废乡居的高拱。两人相见，说来话长。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并尽力让高拱想起在万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当时，他把高拱扶出宫门，又与另一次辅一起上书请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并没有被感动，在他看来，张居正这个人除了阴险以外还有虚伪。

　　张居正选择了与冯保合作驱逐高拱，他借太监之势力并不是想压制儒臣，而是想要实施他的改革大业，这便证明了张居正确为非常之人。纵观历史，宦官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就是“忠奸不两立”，而张居正打破了这种陈规。他是受过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却没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陈规所束缚。儒家所谓的“君子小人”论，就完全可以把一个迂腐的儒生推进万丈深渊。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这件事是否有利于天下，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影响了自己的做人。但看天下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虽然标榜仁义，但其所行之手段实是法家那一套。张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真谛。

　　许多年后，当张居正和冯保称兄道弟的时候，朝堂之上的儒生们咬牙切齿，想把张居正剥皮而后快。在他们看来，堂堂一内阁首辅与宦官为武简直是丢尽了士大夫的脸。而在张居正看来，跟冯保合作是最明智之举。他从明朝历史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于大明朝就是因为他离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们在一起，但绝对有大部分时间是和太监在一起的。这些人的一言一行对皇帝来讲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简单来讲，皇帝们也要靠他们来为自己服务，他们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庆去世后，冯保的权力在如日中天之时还能亲近一个李太后。

　　他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驱逐高拱这件事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确是个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这么好的一个混蛋。只是因为一个目标，他肯把自己置身于文人们的口诛笔伐当中。

　　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一个人物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的形成添加一些意外的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事物的行程变更方向。张居正的意志决定了他必可改变大明的行程方向，在万丈深渊前掉转，向着光明平坦的大道奔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