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司马昭为什么要杀邓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公元263年，司马昭准备大举征伐蜀汉，而在这个时候，不识时务的邓艾，以蜀汉没有犯境为由，屡次提出异议，直到司马昭派师纂给他下诏谕并作为他的司马，邓艾才接受。并任命钟会做镇西将军，督督关中，作为伐蜀主力。

　　其实姜维是否屡次犯境，已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年的正月，司马昭就想进晋公，加九锡了，但是由于没有拿得出手的功绩，就无法名正言顺的进爵了，所以征蜀就成了势在必行的头等大事。而邓艾因为一直活跃在抗击蜀汉的前线，有着非常丰富的前线经验，司马昭也没有因为这次劝谏的事情把他拿下来，但是另外一个将军邓敦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在誓师的那天还在聒噪，结果当场就被斩杀祭旗。

　　由于诸葛绪的失误,导致阴平桥失守,从而失去了堵截姜维部队的机会。此时的钟会屯兵坚城剑阁之下,即使聪慧的钟会在面对如此的雄关之下也只是束手无策, 开始有心撤军回洛阳,。邓艾的心情变得焦灼起来,局势一旦僵持下去,就不利魏军，那么邓艾就前功尽弃了。

　　这个时候, 邓艾上书给司马昭, 建言偷渡阴平直逼成都, 这个冒险计划，在没有得到司马昭的回复下, 邓艾直接执行，但是这个作战方针和当初司马昭制定的是相违背的, 因此邓艾本来打算拉诸葛绪一起,但是诸葛绪以此计划非当初的计划，拒绝执行,于是邓艾就单独冒险执行，结果天随人愿，邓艾立下了传世的奇功,成为中国古代史一大战略案例!

　　由于此役一战成功,司马昭在后来的封赏中也默认事实。并且处于战时状态，司马昭也没有追究邓艾临时抗令的行为，不过，此事已经在司马昭的心里留下厚厚的阴影。

　　进入成都后，邓艾所做的事情就变得更加诡异起来，在《三国志》邓艾传记载如下:

　　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大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使于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士卒死事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

　　刘禅已经投降，姜维也放下武器，蜀汉境内已经望风而降，没有可以抵抗的力量，那么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变得不合理了，奇怪的邓艾在没有得到司马昭的指示下，依照东汉邓愈征蜀的的方式来处理，擅自给蜀汉官员进行封赏, 还把以前的蜀汉官员笼络到自己属下,同时还把自己的手下发到各地为官。邓艾完全没有意识到他邓艾不是邓愈，司马昭也不是刘秀， 更何况他邓艾与司马昭的关系远远达不到人家邓愈与刘秀的关系。生硬的照搬先人的案例不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是要吃大亏的，那么邓艾在这个上面是栽了跟头。

　　但是这件事还没有完，邓艾荤招迭出，又上书给司马昭说，我们将士已经疲惫不堪了，应该就地休息，不能继续伐吴，并且应该把刘禅放在蜀地封王，这样吴人就感德而归。此时的司马昭再也坐不住了，就说了八个字:

　　文王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意思是说，有事情需要禀报，不要自己决定，其实在君心难测的古代，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估计司马昭也是被逼急了，不得不直说，而且这句话已经非常的重了，已经把先前不满的情绪已经全部暴露出来了，此时的邓艾如果放弃兵权直接去洛阳请罪，估计还有可能得到赦免，但是已经忘乎所以的邓艾，完全忘记了自己，继续说:

　　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

　　无论邓艾把自己说的多么高风亮节，大公无私，其实，从邓艾上书的那一刻开始起，在司马昭的眼里，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抗命不遵了，如果在外的统兵大将，都如同邓艾一样，专权自用，不听调令，自行封赏，拥兵自重，那还要他司马家做什么?这已经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了，即使没有钟会的怂恿伪造，邓艾已经是被判死刑了，没有归途路。

　　此时的邓艾行为已经严重的触犯了司马昭的皇权!这个皇权指的是司马昭的皇权，并不是曹家的皇权。在那个时代，司马家的皇权是控制的非常的严，对军权牢牢地控制，他司马家怎么可能允许邓艾在外面笼络人心并拥兵不回?

　　最后，邓艾与其子邓忠被田续所杀，其他在洛阳的儿子也被司马昭杀掉，而邓艾的妻子与孙子也被流放到西域!直到公元273年才得到昭雪，这已经过去了十年了。

　　此后灭吴的王浑，王以及杜预就吸收了邓艾的经验，事事禀报，不专权自用，最后得以善终，这也是邓艾的功劳吧!

　　也许出身寒门的邓艾，年少时经历太多的颠簸流离，加上说话又有些口吃的自卑，在这些豪门高族面前太渴望成功了，太希望通过一次次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结果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