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汉族宗族修建祠堂的影响,各少数民族自明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清代以及民国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开始修建祠堂。下面介绍蒙古族、满族、土族、壮族修建祠堂的情况。

蒙古族修建祠堂可以福建福州萨氏为例。福州蒙古族萨氏的先世为西域色目人答失蛮氏,始祖萨拉布哈(一作思兰不花)、阿鲁赤(一作傲位齐)父子以军功起家,深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奉命镇守晋北大同路至代州一带。

阿鲁赤之子萨都刺就出生在代州的雁门今山西代北西北),被视为雁门人,后来定居在福州的萨氏族人也以雁门为本族的郡望萨都刺于元英宗时被赐姓“萨”,取汉名天赐,号直斋,是萨氏得姓之始。萨都刺二弟野芝子仲礼,元统元年(1333)进士,任福建行中书省检校,从此卜居福州,是为雁门萨氏入闽始祖。

福州蒙古族萨氏深受汉族文化习俗影响,突出表现在修谱和建祠。修谱方面,自明至清以及民国先后八次续修家谱:

第一次,明隆庆元年(1657),始修萨氏族谱。编修者为人闽第六世萨口,字少园,号伯柔,授江西广信府玉山县县示。谱载《雁门萨氏色目始祖总图》、《雁门入闽始祖分支图》,未正式刊行。

第二次,清康熙十五年(1676),续修萨氏族谱。续修者为人闽第八世萨希亮,字景明,号葛斋。该谱除录隆庆元年族谱内容外,续入闽第八世至第九世世系。该谱已散佚。第三次,清嘉庆五年(1800),续修萨氏族谱。续修者为人闽第十二世第一分支次房萨国霖,字启雪,号霁襟,乾隆三十六年(1771)优贡生。谱载其世系在始祖思兰不花以下各宗支之后,以入闽八世孙萨希亮为本支之祖。谱载第九世至第十二世各支世系图,系抄本。

第四次,清道光三年(1823),续修《雁门萨氏族谱》。续修者为入闽第十二世萨知时字启运,号耐寒,后补知州。该谱分四卷,依次收录谱序、宗祠图、世系图、墓志铭、会试录像赞、碑记等,内容较前谱增加较多,系抄本。

第五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续修《雁门萨氏族谱》。续修者为人闽第十五世萨承钰,字怀锣,号又恒。授通议大夫、封中宪大夫。该谱仅续修世系一卷,散佚。

第六次,清宣统二年(1910),续修《雁门萨氏家谱》。续修者为入闽第十六世萨嘉曦字多禧,号寄农。萨嘉曦续修该谱,详稽旧谱,博征载籍,重定体例，“区为八录,一曰恩纶,二日赐莹,三日世系,四曰科名,五曰叙赠,六日荣哀,七曰吉光,八日传信”。于民国二年刻成。

第七次,民国二十四年(1935),续修《雁门萨氏家谱》。续修者为入闽第十六世萨镇冰(字鼎铭)与萨嘉曦。该谱共八卷,保留历次续修之源流、序,并有萨镇冰撰写的《续修族谱序》,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第八次,民国三十五年(1946),《续编世系稿本》。续修者为入闽第十六世萨嘉曦,该谱按世次续修至入闽第十八世新添人口名字,计新上谱人数 272 人,分上、下卷,为手稿本。

福建萨氏在建祠方面,起步比修谱还早。

《雁门萨氏族谱》“宗祠碑记”记载:“余先世色目人也,至钝卷公,丧嫁娶悉从文公《家礼》。”早在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萨氏就在福州大梦山建造“祠堂三间,绕以塘垣,坡间岩际杂植松柏树木”。

萨氏宗祠图

后因故“祠宇废弃”。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萨氏八世孙希亮“瞻望心惆,夙夜负疚,康熙乙丑岁始得捐费自朱姓赎回,竭力修茸,上以妥列祖陟降之灵,下以贻子孙享祀之所”。福建萨氏不仅以《雁门萨氏族谱》“宗祠碑记”记载了萨氏建祠、修祠的经过,而且绘制了祠堂图,形象生动地刊载在《雁门萨氏族谱》上面。

满族民众的生活中没有宗祠这个概念。满族的先人女真人崛起后,经历了从氏族到家族再分裂为家户的演变,在进入封建社会之前,其以八旗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业已形成,即使与中原文化交融之后仍然采用半军事化半行政化的组织形式来构建满人社会,汉民族的血缘宗法体制并未在民间普及。

满族民俗传统中有自己独特的祖先崇拜的方式。东北满族在家中供奉自己的祖先东北满族的房门东开,屋内三面是炕,西烷不准住人,是供奉祖先的地方，“堂屋(或西屋供有各种神灵的小型偶像或祖宗匣,设供献牲”。

也有的人家“祭祖时,把祖宗神位接到西烷(平日藏到棚顶),挂上观音、祖宗画像或家谱”等。定都北京后,根据《八旗通志》的记载,只有上层贵族仿效汉人修建宗祠。“满洲八旗人,除有爵有祠堂照会典规定祭祖外，一般军家新年在家中祭祖”。

广州世居满族虽然世代为平民,但是八旗兵营中设立了八间宗祠。这些宗祠的设置始于清嘉庆年间,至道光年间各旗就普遍建立起宗祠,分别设立在该旗驻防地区内,每间宗祠旁边还设有和尚寺一间,雇和尚代为管理香火。辛亥革命旗营解散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宗祠依然繁盛。

广州满族民间记载修建宗祠缘于“正红旗一个名和顺的佐领,鉴于驻防广州满洲八旗子弟对先人应有一个供奉的地方,作为祭祀之用,于是仿效广东汉族祠堂的形式在正红旗范围内的西潦街设立“宗祠’,供奉该旗各先人牌位,后各旗陆续模仿”,可见修建宗祠是他们受到岭南地域“大兴宗祠”的民间社会风俗影响的结果。

但是广州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汉族的有本质区别,其核心不是宗族而是八旗行政组织,因此满族的宗祠形式上虽然与汉族类似,但是具体做法上与汉族又不相同。首先,汉族祠堂是一个姓氏设一间,而满族的宗祠是以旗为单位。一个旗联合设一间,包括旗内各个姓氏。

其次,从灵牌设置来看,汉族宗祠内祖先神祖牌位,按世代辈续长幼分别,上尊下卑,左长右幼。神主牌上书写死者生辰八字、配偶名字、死亡年月日、承祀者名称等满族宗祠“每间宗祠都有三进深,在第三进内设有神龛三座,中座放着各姓祖先的牌位,同一姓氏的落广祖设一个牌位,每个牌位以族谱形式,自上而下分别写上各代已故男丁的名字,但绝无写配偶名字,左右两座则分别安放绝嗣单人牌位”。

宗祠中不是只供奉一个姓氏,而是旗中所有姓氏。灵牌上只有名而无姓,沿袭着满族“随名姓”的风俗。再次,从祭拜形式来看,广州世居满族与当地汉族一样都行春秋两祭,但是当地汉族祭祀的主祭者必是大宗之子即长房嫡子,八旗宗祠祭祀由旗中公选出的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最后,在功能方面,广州汉族宗族祠堂除了供奉祖先和祭祖的功用外,也是族人集会议事的场所,还开办私塾或义塾,教育族内子弟。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仅是族人拜祭祖先的场所,没有汉族宗祠复合性的功能。

八旗官员动用公款修筑宗祠是希望通过强化满族官兵的祖先观念和族群意识,将之作为八旗军营中的军事、行政管理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这一补充采取了“类宗族'的社会控制形式。但是八旗宗祠能够在旗营中存续并成为八旗民众民俗生活的组成部分,说明它确实发挥了一些有益的功能。

可以说,宗祠的出现是满族民众在广州采取的一种特殊适应策略,一方面使自己自然而然地与岭南的文化传统融合,另一方面继续强化了自身的社会控制体系。他们通过设立宗祠,将千里迢迢奔赴南疆在异质文化中艰难生存的社会记忆一代代延续:他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全“旗”祭拜,增强这个异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族群认同和凝聚力,同时潜移默化地将自身融合到广州当地社会中,

土族李氏宗族作为明清以来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河涅流域世家大族,它的社会行为处处体现了极其浓厚的宗法文化及其思想特征。考查《西夏李氏世谱》等关于李氏宗族祠堂祭祀和慕祭方面的记载,其中贯穿了封建宗法文化最基本的孝道思想。

李氏宗族的宗祠祭祀和墓祭,不论是其祭祀制度,抑或是其祭祀活动诸方面,都深受汉文化传统礼制的影响。但作为土司世家大族,与一般汉族家族相比,亦呈现出自己的-些特点。为了达到“追祖、敬宗、收族”之目的,也为了更严格地指导和规范宗族成员的祭祀行为,李氏宗族在其长期祭祀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章程,并形成了专门的祭祀规范。主要表现在:

一是规定无论何时,子孙后代须将祠堂、祭邸和坟墓等的执照保存完好。

二是设立总理、首事人、户首、坟头等职位。上述职位均在族中推举产生,且有各自的任选条件和职能,合理搭配并相互监督,以更好地处理宗族祭祀等事宜。户首协助家长办理祠庙、祖垄事务。三是关于年节祭祖的规定,依照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秋季祭弥的古代祭祖惯例.李氏宗族规定各舍房每年清明祭猪一口、羊一只、馒头三十个,冬至祭羊一只、馒头三十个。

马洒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著名的壮族大寨,是四面环山的一个小坝子,距马关县城北面直径为7公里,属马关县白镇管辖。马洒的王、高、田、李各姓家族,都保留有完整的家谱世系,有的成册,有的制图。在王家和田家所见家谱图是以彩绘衬底,始祖之名托于顶端的蟠桃之上,其下世系一一排列。

解放前,马洒的高、田、王等都有自己的祠堂,每年中元节(农历七月十四日)全家族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祠堂以高家为最大,有田庄一座,田庄有土地、山林,租给附近的壮、彝、苗族佃户耕种。每年收租约 60 石。祠堂有公仓,有专人负责管理记账。在当时十八家高家宗族中,每年有两家轮流当头,当头的职责是主持中元节的祭祀活动。

广西壮族《覃氏族谱》中  祖先图

马洒壮族家里正堂正面常设有神龛,神龛上有三个神位,中间是“土地国亲师位”左边“氏宗亲香位”,祭献的是家族的历代祖宗。

右边是“灶君神位”,祭献的是本宅灶君神。神龛上还有用沙梨木和柏木刻制的祖先牌位,已故母亲的牌位用沙梨木刻制,父亲用柏木刻制。刻祖先牌位缘于“丁兰刻木为父母”的祖训,丁兰是儒家文化“二十四孝之一”。

马洒村的儒学教育开始于清朝中期。道光年间云南石屏人(姓名不详)在文山古木(今古木镇)“朝阳书院”教学,邻村后寨村卢廷珍、卢廷标兄弟前往就读。数年以后,弟兄二人返回家乡设馆教学。马洒设私塾、族学之后,培养出-批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乡村知识分子,如清代的武生高文照、贡生王秉福、生员高云章等。民国时期的有王德治、王恩槐、王世科等。

他们为马洒乃至邻县壮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贡献卓越总之,随着儒学教育在壮族村落社会的确立,壮族人进行续族谱、立牌位、建宗祠等文化创建活动。在伦理观念方面逐渐接受儒家思想,形成了“对父母孝,对叔婶尊,对兄弟仁,对她埋爱,对邻里善”等处理村落社会人际关系的自觉意识和规范。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宜山县洛东乡壮族多是聚族而居，一姓或数姓共居一个村屯。同族往往建有宗祠,供奉祖先牌位。祠堂一般有一些公共财产:蒸尝田或由族人捐谷作本,放高利贷生息,并以其利息收入作春秋二祭之用费。

一族之中,如果立有祠堂,就得由族人推举一个族长来管理祠堂的款项和执行“族规”,以及调处族人之间的小纠纷。族规的内容,首先是尊卑长幼的次序不得混淆和同族之中不得通奸乱伦,其次是严禁勾结外人偷盗或抢劫本族,其他则是禁偷窃、赌博、为非作歹等事。总的来说,它的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的。

由坡榄村韦氏宗祠所订的祠堂条规,可知族规内容的一斑。

洛东乡坡榄村韦氏祠堂条规

一议 凡我族众,既归祠堂,同支一脉,礼当先重人伦,分别尊卑。男妇老少,各守廉耻,不得私通奸淫,逆礼乱伦,玷辱门风等弊。如犯等弊,众议罚入祠堂钱十千文。

一议 我等既系同族祠堂至亲,礼宜同心相友,不得挟嫌勾生食熟,私心向外,勾贼劫抢、盗窃分赃,以及诡计暗害,若犯众怒,重则绚解,轻则罚入祠堂钱十千文。

一议 我族等凡一添丁,欲入祠堂报名,即取新进钱一千文。或有寡妇嫁出,亦取钱一千文,若寡妇招赘,或留女顶宗,众议取入祠堂三千文。

一议 有名归入祠堂之人,频年每逢春秋二祭,凡我同人,不拘远近,或有别故不得亲来同祭者,每节即出香纸钱一百文。

以上数条，皆系公议，自立之后,不得违议光绪六年三月谷旦日敬立。

解放前,由于广西壮族民间社会中曾普遍地保留着宗法制的遗存,留存着宗族组织和宗族、家族聚居的习俗,因而,作为家族、宗族的象征和物质标志,宗祠也就普遍地留存于广西壮族民间社会之中。

宗祠一般都有多少不等的田地,成为宗祠田。这些宗祠田来源不尽相同,如武鸣县双桥乡陆姓祠堂的田地是由祖先公地传下来的,而韦姓祠堂则由绝嗣户那里转来,还有的是从寡妇再嫁后留存在族内的田产转化而来。

宗祠田的收人通常是用以维持宗祠正常活动的开支,如遇重建祠堂或对宗祠进行大的维修,则需族众共同集资。如武鸣县清江乡韦姓宗祠因年久崩塌,重建祠堂需用的材料由族众共同筹献,大家出力,须用部分资金,各人乐捐。祠堂建成后,凡本族年满 16 岁的男人均得报名取分,须交一份现金,每丁交 50 文铜板以作为祠堂祭资。以后每年凡达年龄男子均得报名取分,同样交一份现金。族众集资,也成为宗祠的一种物质依托。广西壮族民间宗祠的功用大致有四:

首先,作为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因而成为宗族的物质标志和聚宗合族的象征,这是宗祠最基本的功能。宗祠均以供奉祖先灵牌为要,使之成为祖先魂灵的聚集之地。这些灵牌的内容,无外乎述其宗氏源流,耀其先祖勋业,加上祈求先祖福佑,光扬先祖品行之类的意思。

祠堂供奉的灵牌就成为聚宗合族的依据,而祠堂也就成为每年春秋二季同宗举行规模巨大的祭祀活动的场所。

宗祠的第二个功能是对宗族事务进行全面的管理。宗祠的管理通常包括如下几个内容:一是处理宗族的内部纠纷,二是组织好每年春秋两次大祭及其他祭祀的各种工作,三是管好宗祠的经济收入,四是参与族人的红白之事。族中男性娶妻,对宗族来说是“喜事”,有的地区男子娶妻要经全族同意,以示郑重,这就需要通过宗祠讨论。

宗祠的第三个功能是制定、修改和执行族规。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律治理的近代广西社会,族规在壮族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

族规的制订程序往往先由宗祠管理人员提出草案,然后交由族人大会讨论、修改并表决通过,最后再交由宗祠管理人员形成文字,张榜(挂牌)公布于宗祠内。执行族规是宗祠的一项重要活动。宗族如有遵守和维护族规出色者,就在宗祠召开族人大会,当众予以表彰和奖励。

族内有人违反了族规,如偷窃、赌博、为非作歹、非婚通奸等,就要在宗祠召开族人大会按族规商讨惩处办法,一经商定,就要在列祖列宗前宣布执行,称为“罚众”;如属罚款之类的经济处罚(罚钱、罚“犯人”备酒菜请父老及被害方吃饭),则要求迅速纳钱和兑现,无钱者则拍卖家产。

祠堂的第四个功能是以祠堂为场所进行文化的传播。首先是祠堂具有学校的功能其次是宗祠具有文化的符号传播和刺激功能,其三是宗祠有强化宗族乃至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功能,最后宗祠还具有进行伦理教育的功能。

实际上,不仅蒙、满、土、壮族,其他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也都有着修谱建祠的文化习俗。如笃信伊斯兰信仰的回族,按教规人去世后是不建祠堂祭祀的,但在汉族祠堂文化的影响下,有的回族家族也建立祠堂祭祀祖先:“殁后立祠,吾教不取也。

然先人功在国家及地方,其有公议建祠立碑及其他建筑物,以纪念其所欲感谢不忘者,亦不可违其意焉,且也立场在教者,应以教论,其立场在国家及地方者,亦应以国家及地方论,不能一概以教限之也。既有是建筑物图,又其可忽乎哉!兹所图者,未能尽之,盖略焉耳,后之子孙览图而思盛德,其亦肃然起敬也欤。”

又如主要聚居在湖南湘西、湖北恩施、四川东南一带的土家族,人口达 800 余万人,是当地的古老民族,他们在四川沱江边就修建有一座规模较大的田氏祠堂。

四川沱江边的土家族田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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