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来说，防火和救火的主力团队是消防员，那在古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防火的吗？

　　历史上,先民对于防火具有相当浓的意识,并在生活中十分注重防火。

　　早在商周之际（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易下经》就载:“象曰:水在上、水大相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防患于未然的论述。为防火需要，当时已开始探索防火技术。甘肃秦安大地弯大型建筑遗址，50O0年前的火灾现场遗址，那些未烧完的木柱上，保存了的一层坚固的防火涂料，证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探索防火的技术。

　　据《艺林汇考》载:春秋时代便“使用雄黄避火”。《演繁露·郡国志》曰:“后有守居之，以数失火，故涂以雄黄，遂名黄堂”。《说略》:“若郡治之黄堂，由春申君在郡涂雄黄，以厌火灾。”战国时期，便“慎火涂其隙”，“厚涂以备火”。据《韩非子·喻老》载:“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丈人无火患”。《墨子·备城门》载:“救熏火，为烟矢射火城门上，凿扇上为代，厚涂之以备火，持水麻斗，革盆救之。毋令外火能伤也。”同是战国时期，载有“曲突徙薪”的典故。说的是士大夫淳于髡的好友宴请于他。淳于髡信步踱至厨房,发现灶上烟囱笔直而直冲屋檐，灶下柴草满地，便劝说好友:“君宜曲突徙薪，否则将罹火患”。好友不以为然，反笑他杞人忧天。不料冬夜里，好友家突然失火，幸得众邻舍身相救，未酿大祸。有人提醒，失火系烟囱直立和灶下柴草所致，君若听淳于髡劝诚，曲突徙薪，岂有今日。并劝他论功请宾，此人如梦初醒，即请淳于髡坐首席。典故充分说明，防火患意识深得民心。

　　东汉时，“防患于未然”的论述进一步完整。《申鉴·杂言》载: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这是东汉史学家苟悦的著名论述，也是成语“防患未然”的出典。防、救、戒三术说的是，在火未华防前做好防范工作，不使其烧，万一烧起来了，就及时扑救。“防患于未然”的思想非常高明，把防火放在第一位,强调防火灾于未发之先。教火虽然也很重要，但只能是第二位的。这一论述是消防实践规律的精辟理论概括和总结,并已成为我国消防工作的优良传统。由于这一理论反映了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因此，被广泛引申、扩展到治乱、防灾、防疾等诸多领域,其现实意义仍不减当年。

　　东汉时期，为防火，明帝建造洛阳北宫正殿德阳殿时,开河引水到殿前,以解决消防用水。西晋时,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洛阳武库失火，积孥将军刘彪“建议断屋，得出诸宝器”，这是历史上救火中最早采用的断屋战术。

　　到了隋唐时期,木建筑技术走向成熟,砖瓦制陶等耐火材料得广泛应用。与此同时，开发利用石材，建造石塔凿石窟,雕石像,对防御火灾、保存佛教建筑和佛像起到了积极作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杜佑任岭南节度使时，下令“开火衢,疏析离闸，以息火患”。

　　元和四年，员外郎李将顺出任袁州(江西省宜春市)知府，感到当地火灾不断，于是,“筑防疏沟,引南山水入域、可通舟楫”。

　　时至宋代，防火出新。北宋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知府湛任内，教民用砖瓦筑屋，拆除“侵占官道”的违章建筑，以消除火灾隐患。南宋绍光三年（公元1333年)十一月,高宗皇帝在严令火禁的诏书中,指令安府开辟火巷,要求“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卷·信陈漫准亮绘年免敞建宫室,“盖瓦房”、“修火政”列入《训臣十二条》，训令“守而勿失”。“务必忠守”明确作为对臣僚的职务要求。

　　后编著《农书》和《杂录》，把消防技术专论《法长生屋》和火不成,人之寝处，非火不明。人火之孽，失之不慎，始于毫发,终于延缔。”可见那时对于防火，已把人作为防火的主导因素。

　　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明世宗下令建造一座完全不用可燃材料的皇史虚,珍藏皇宫档案文书,为保存前朝的历史文献发挥了巨大作用。

　　清朝，凡有铁之处都以木陷之，并在库房顶安装避雷针防雷击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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