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陈继儒在《安得长者言》中有言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子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教育尤甚。

　　古代女子大多受困于深闺院墙内，秉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道理念，即使想要出门，也必须严格遵守“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教条，或乘坐车辇，或佩戴帷帽。因此，女子不能同男子一般前往私塾读书。在此社会背景下，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女教”模式。

　　家庭教育是女教的起始。对古代女子来说，母亲就是她们的第一任老师。唐朝的女子教育书籍《女论语》中就写到：“训诲之权，实专于母。”很多古代的文献也记载了母亲教授女儿知识的情形，如明朝女诗人桑贞白在其诗集《香奁诗草》的自跋中就写道：“幼荷严母庭诲，日究女训列传经史，以明古今。”

　　除家庭教育外，有钱人家还会聘请私塾先生到家中为女儿传授知识，且大多选择年龄较大、富有学识的老学究，以避免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互生情愫。

　　古代女子教育的教材也不同于男子的四书五经，内容主要集中在妇德、闺门礼仪等方面。其中影响较大的教材有四类：第一类是纪传类教材，如刘向的《列女传》，也称之为妇女传，全书共有七卷；第二类是阐明义理类教本，如班昭的《女诫》，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第三类是论传综合类教本，如吕坤的《闺范》；第四类是仪则规范类教本，如《女论语》，采用问答的形式，分立身章、学作章、学礼章、早起章、事父母章、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管家章、待客章、和柔章、守节章等十二章。古代女学教材还有一独特之处，即大部分女教课本皆出自女子之手，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女子教育系统的悠久、完备。

　　另外，关于女德教育，女四书则是四书五经般的必要存在，包含《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此四书虽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古代女子思想，磨灭其独特个性，使之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但其中包含有关形态礼仪、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内容，现在仍旧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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