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

　　公元7世纪30年代，松赞干布治理下的吐蕃已是一个统一强盛的王朝，而“天可汗”唐太宗君临的唐朝也正处于威震海内的鼎盛时期。两大雄主在位时，唐蕃关系以和好为基础，并因文成公主的和亲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相继逝世后，从永徽元年至长庆元年(650-821)的170年间，两大帝国却以斗争为主。除了边界磨擦频仍外，其斗争主要集中在吐谷浑、西域之安西四镇、南诏和河陇之地。

　　1、吐谷浑之争

　　唐初，吐谷浑乘唐朝初兴无暇西顾，频拢西境，阻塞中西交通，而唐朝则以许互市消极应付。贞观年间，吐谷浑仍不断侵扰，沿边11州均受其害，已处贞观盛世的唐朝再也不愿坐视。同时，唐朝为经营西域也急于扫除中西交通的障碍。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抓住吐谷浑攻凉州事件，集军1万分3路进军，经过一年军事行动，彻底击溃吐谷浑，并于贞观十三年(639)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即西平公主)和亲诺曷钵。

　　正当吐谷浑与唐和好关系顺利发展之际，松赞干布治理下的吐蕃崛起，其北境直接与吐谷浑南界为邻。吐谷浑成了吐蕃向外拓疆和唐朝安边的必争之地。由于唐太宗处置得当，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和亲后奉行对唐和好政策，贞观十五年(641)后，唐朝、吐谷浑、吐蕃三方相安无事。吐蕃将公主嫁与吐谷浑王诺曷钵，结成甥舅之国。永徽三年(652)，高宗封会稽郡王李道恩第3女为金城公主，许给诺曷钵长子慕容忠。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大权掌握在大论禄东赞手中，吐蕃开始向四周扩张，与唐和好的国策发生逆转。首当其冲的是吐蕃的北邻吐谷浑。显庆元年(656)后，吐蕃频击吐谷浑，龙朔三年(663)，禄东赞率军攻占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弘化公主等数千帐逃至凉州，吐谷浑复亡。如史籍所载：“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来，始西渡洮水，建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五○年。”

　　吐蕃占有吐谷浑后，其北境直接与唐河陇相接，威胁着唐朝的河陇、西域。唐朝的对策一方面是助吐谷浑，使之为其屏障。乾封元年(666)五月，唐朝封诺曷钵为青海王，表现唐朝使诺曷钵重返青海为王的决心;另方面积极备战，伺机一决雌雄。

　　吐蕃统治者一方面强化对吐谷浑旧地的统治，另方面继续其进攻的势头，于咸亨元年(670)大举进军西域，“残羁糜十八州(掠安西四镇所辖羁糜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今阿克苏)，于是安西四镇并废”，是年四月，高宗派薜仁贵、阿史那道真等率军5万出击吐蕃，在大非川(青海是渠南切吉旷原)与吐蕃钦陵(禄东赞之于)40万军激战，唐军大败，全军复没。大非川一役，最终使吐谷浑诺曷钵依靠唐朝力量恢复其势力的希望。从此，吐谷浑作为一个部族体，分别归吐蕃、唐朝统治，散居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同一时期，吐蕃又兼并唐剑南道管辖的诸羌羁糜州。乾封二年(667)，禄东赞率军攻唐边境，“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到唐肃宗时，除少数羌州内徒外，余均并入吐蕃。至此，吐蕃与唐争斗的重心转移到西域。

　　2、西域之争

　　贞观年间，吐蕃势力开始进入西域。高宗龙朔二年(662)十月，吐蕃军队在疏勒以南地区与唐军相遇。史载：“(苏)海政军回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资略吐蕃，约和而还。”次年底，吐蕃联兵弓月、疏勒进攻于阗。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之役后，吐蕃乘势攻陷了唐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占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大部分治地。军事上，迫使唐废弃四镇，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西州(新疆吐鲁蕃)。唐朝在西域实际上仅能控制自沙州至伊州、西州、昆陵都护府、蒙池都护府一线，天山以北、以东地区，塔里木盆地均为吐蕃势力所控。在西域的力量对比，唐弱而吐蕃强，处守势。

　　武则天临朝执政，决心夺回四镇，改变以守为主的被动局面，使唐蕃争夺西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垂拱元年至二年(685-686)、永昌元年(689)，唐军二次主动出击吐蕃，均遭失败。长寿元年(692)，武则天再次组集大军出击，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领兵“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　这次军事行动的胜利，不仅使唐朝重新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对于吐蕃的政局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大权为大论禄东赞所掌。乾封四年(667)，禄东赞病死，诸子分掌吐蕃军政大权。垂拱元年(685)，都松茫波杰受尊赞普尊号，大权仍为禄东赞家族所掌握。随着都松茫波杰年龄日增，对禄东赞家族专权日益不满。西域兵败，便成为赞普收回权力极好契机。圣历二年(699)，已23岁的都松茫波杰首先发难，禄东赞长子论钦陵兵溃，在宗喀(青海湟中县)自杀，其弟论赞德率千余人，其子论弓仁率吐谷浑7000账降唐。结束了持续近半世纪的禄录赞家族贵族专政的局面。

　　自武则天收复四镇至安史之乱的半个世纪，唐朝在西域地区仍保持优势，只在大小勃律(今克什米尔一带)与吐蕃发生过战争。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西域、河陇军力空虚，吐蕃乘机卷土重来，兵锋首指河西陇右地区。广德元年(763)，陷凉州，陇右、河西诸郡大部分地区为吐蕃所占，安西四镇和伊、西两州、北庭等地与中央政府联系被切断。建中二年(781)，沙州失陷，西域更处于不利境地。虽然回纥助唐抗吐蕃，并开通了“回纥”路，但并未完全扭转唐在西域与吐蕃争斗中的劣势。至德宗贞元三年(787)，吐蕃复攻回纥，北庭、安西无援，相继陷于吐蕃。自此天山北路同河西地区的吐蕃势力连成一片。

　　3、南诏之争

　　开元二十七年(739)，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迁都太和城，建立了南诏。南诏政权的确立。唐朝的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唐朝所以支持南诏，则是源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控制权。南诏建立之初，皮逻阁奉行对唐和好政策，唐朝抵制吐蕃的目的部分实现。但由于边吏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南郡太守(原姚州都督已改州为郡)张虔陀狂妄昏庸，无视吐蕃咄咄逼人威胁的存在，一味抑制南诏，致使矛盾激化。

　　天宝七年(748)，皮逻阁死，子阁逻凤继位。张虔陀先是利用阁逻凤是皮逻阁继子，企图在王位承袭上，用皮逻阁嫡子诚节取代，打击亲阁逻凤势力。张虔陀还派人辱骂前来谒见的阁逻凤，甚至侮辱随同前来的阁逻凤妻女。阁逻凤又闻鲜于仲通已率兵8万分3路进军云南，终致逼反阁逻凤。天宝九年(750)，南诏兵先发制人，出兵攻下姚州，杀张虔陀。次年鲜于仲通率大军进抵曲靖。阁逻凤本意并非要与唐决裂，此时遣使谢罪请和，表示愿遣返俘虏，赔偿损失，南诏使者陈诉：“往因张卿(虔陀)馋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并告：“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自持兵众，率军进逼洱海，另派大军绕道点苍山，以图腹背夹击，歼南诏主力。阁逻凤在唐军压境下，派人到浪穹求援吐蕃，并请归附。这正是吐蕃所期望的。天宝十一年(752)，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南诏得到吐蕃支持，联兵合击，唐军复没。此为南诏与唐间的第一次天宝战争。

　　时正逢杨国忠为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继续备战。于天宝十三年(754)，又命李宓领兵10万，再征南诏。李宓孤军深入，补给困难，士兵又不习水土，疾病流行，不战自溃。南诏乘机追杀，“兢角兢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汉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师沉江”。李宓战死，全军覆灭。第二次天宝战争又以唐军惨败而告终。两次战争唐军死亡约20万，耗大，元气大伤。次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力顾及南诏，吐蕃实现了多年想控制南诏的目的。至德年间(756-757)，吐蕃趁安史之乱，联兵南诏夺取巂州(西昌)、会同(会理)、台登(泸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直逼川西平原，威胁成都。

　　天宝战争是唐朝错误政策所造成，南诏反唐归吐蕃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代宗大历元年(766年)，阁逻凤在南诏王都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所立之德化碑上，记述被逼反唐的苦衷，阁逻凤对国人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唐代政治家李泌曾中肯地评述：“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

　　天宝战争后20年间，唐朝与吐蕃在河陇和四川地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南诏受吐蕃役使参予了这一争夺。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吐蕃联兵南诏，分3路攻唐之剑南道，企图夺取成都，唐将李晟率兵反击，大破吐蕃南诏联军，南诏伤亡惨重。吐蕃不顾南诏怨恨，借其王位交替，加强控制，改封南诏王为日东王，改兄弟之邦为君臣关系，并在南诏设置营堡，每年要南诏派兵镇防，又对南诏征收很重的赋税和劳役，使双方矛盾加深。异牟寻深感依附吐蕃的害处，当时受南诏王宠信的清平官(宰相)郑回向异牟寻进言：“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戌劳，利莫大此”。异牟寻同意此议，但只在暗划，尚不敢公开反对吐蕃。

　　恰在此时，唐朝也在调整对南诏的政策，贞元三年(787)，德宗终于采取了宰相李泌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谋略。李泌虽不久病逝(789年)，但他的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计划，具体由西川节度使韦皋付诸实施。

　　韦皋首先招抚东爨首领，通过他们从中斡旋，掌握异牟寻意欲归唐的动向。其次，激化南诏与吐蕃矛盾，并显示军事实力。贞元四年(788)，吐蕃出兵10万，再度进攻成都。南诏也被迫从征，但驻兵金沙江北，按兵观望。韦皋有意将一封致南诏的信件转给吐蕃，吐蕃中计，对南诏的疑虑加深，派兵2万屯会川，阻击南诏，异牟寻怒，而引兵南归，使双方关系公开破裂。韦皋不失时机，进攻吐蕃，擒其大将乞藏遮遮。唐朝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劝诱，终使异牟寻决心归唐。贞元九年(793)，异牟寻派出3批使者，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均达成都。在致韦皋的书信中痛诉受制吐蕃，汙辱先人，孤遗受欠、吞声无诉之“四难忍”，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韦皋遣巡官崔佐时于次年(794)正月到达苴羊城，异牟寻率子寻梦凑等与之会盟于点苍由。盟辞互约，唐与南诏各守疆界，不相侵犯，保持和好。南诏决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贞元十一年(795)，唐朝派遣袁滋为册南诏使，正式颁发了“贞元册南诏印”。南诏和唐重修和好，在唐朝支持下，南诏发兵攻吐蕃。贞元十七年(801)，异牟寻与韦皋联军大败吐蕃，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南诏献俘于唐朝。吐蕃对南诏的威胁解除。

　　4、河陇之争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陇坻以西为陇右道。睿宗景云二年(711)，又从陇右道中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领凉、甘、肃、瓜、沙、伊、西7州。河西、陇右分治，习惯上简称河陇，大体上即是元明以后的甘肃和新疆东都地区。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即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

　　长安唐朝对吐蕃的进攻是有准备的。玄宗开元年间特设河西节度使以防吐蕃和它与回纥可能发生的联系，陇右、剑南两节使专防吐蕃进攻。仅在河西、陇右两节镇即驻精兵14.8万人戎守。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穷于应付，实力渐衰，而吐蕃正是赤松德赞执政时期，他平定内乱，任用尚野息、尚悉东赞、尚赞摩和论悉诺(汉籍作马重英)“三尚一论”辅政，势力大振。因此，吐蕃对河陇地区的蚕食日趋加剧。肃宗至德元年(756)，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翌年(757)，再取廊、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等军。宝应元年(762)，“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代宗广德元年(763)，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地尽亡”，同年10月，吐蕃军乘胜长驱直入，进逼长安。代宗仓皇逃往陕州，吐蕃入据长安，立金城公主侄李承宏为唐帝。吐蕃军据城15日，大肆抄掠后始退出长安，屯军原(宁夏固原)、会(宁夏中卫)、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地。是役是唐蕃交战中唐朝最大一次失败。

　　吐蕃虽自长安退兵，在陇右的进攻势头并未减弱。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吐蕃军又占甘州，肃州。十一年(776)，再占瓜州，德宗建中二年(781)，占沙州，至贞元十七年(791)，攻陷西州。安史之乱后不到半个世纪，河陇诸州及安西、北庭辖地皆为吐蕃所并。

　　赤松德赞执政以来，对外扩地战绩显赫，吐蕃北方占甘、肃、瓜、沙诸州和北庭、安西地区;南占剑南、西川大片地方，东南与南诏相接，南达天竺，西至大食，为吐蕃的鼎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