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武二十一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孙子脱吉思贴木儿战败以后，北走土刺河畔，为其部下所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分裂为三大部：鞑靼部，瓦刺部和兀良哈部。

　　在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密切，而鞑靼部势力最强大。“鞑，即蒙古，故元后也。”(《明史 列传215》)鞑靼仍传蒙古汗，从脱吉思帖木儿死后，又两世传至坤帖木儿。永乐元年，坤帖木儿为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所杀，鬼力赤去元国号，称鞑靼可汗。鞑靼另部首领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阿鲁台自行专政，势力强大。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明史列传216》)，分别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执政，与鞑靼对立。

　　明廷对蒙古各部采取“恩威并施”，羁糜和防御并用的政策。在兀良哈部设三卫，封其大小首领以各种官职。瓦刺部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大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东王。到永乐八年鞑靼部被朱棣击败后，阿鲁台表示内附，明封其为和宁王。

　　但在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刺虽名义臣服，却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鞑靼还策动兀良哈在辽东侵扰。所以，明成祖朱棣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曾动用五十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塞，重创鞑靼、瓦剌二部，尤其是阿鲁台的鞑靼势力，并在第五次出征的回军途中死去。随后阿鲁台又被瓦刺部击败，部众离散。由是瓦刺部并吞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奉元朝宗室脱脱不花为可汗，英宗正统八年瓦刺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去，他的儿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一统了长城以北，虎视明廷。

　　朱棣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为加强边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处边防重镇，布置重兵戍守，同时还在沿边修缮了长城。因此，在宣德年和正统前期共二十多年间，总体而言北部边防还算相对平静，这局面持续到正统十四年。

　　二

　　英宗朱祁镇，宣宗的长子，乃孙贵妃所出。也有野史说是宣宗与一位宫女所生，出生后即被抱走，由贵妃抚养。即位时英宗仅仅7周岁，由张太皇太后垂帘，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薄、杨荣)辅政。到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先后因老病先后淡出。英宗年幼，缺乏主见，自然依赖心腹太监为其谋划。尽管明自朱元璋开始就严禁太监干政，这一情形还是出现了。

　　王振，山西蔚州人，早年也是进士出身，做过官，后因故受牵连被贬职，仕途无望后遂自阉入东官侍奉太子讲读，成为年幼的朱祁镇的启蒙老师。王振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约束太子，颇得宣宗与三杨的赏识。朱祁镇幼冲登极不久，一次与小宦官们偷偷玩球，被王振碰到，立即予以批评。翌日一早，王振又当着大臣们面责小皇帝行为不端，王振的举动，深受在场大臣们的赞叹。英宗亲政后，还是个14岁的少年，对政治没有热情，而他幼年时受教于王振，对王振的依赖之情很强，就由着王振去处理冗杂的政务，心甘情愿地交出了权力。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不甘落后，《明史 列传192》载：“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 王振终于逾越了至尊的皇帝成为朝政的实际主宰。

　　正统十四年春二月，瓦刺也先派出使者二千多人进贡马匹，却冒称三干人。王振本来一直就暗中和瓦刺做马匹买卖，关系本来不错。这回遇到对方有欺诈行为，便顺势杀价，下令减其马价，并派使臣把这一决定通报瓦刺，于是双方失和。其实，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在回答瓦刺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对此，也先觉得受到了轻视，于是隙怨加深。

　　当时，明虽使瓦刺称臣，但默许瓦刺奉元室后人为可汗，对双方而言，臣服和默许都仅仅是一种妥协，彼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对手和威胁。但王振自高自大，气焰骄横，未把瓦刺放在眼中。驻守山西的官员将领也多为王振的私人，与瓦刺时常发生冲突。反是也先韬光养晦，不动声色地积蓄实力。这一对比，战略高下已然分明。正统十四年入夏以来，朝野即开始流传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朝廷已派出要员赴大同、宣府整顿军备，朝臣中也有人暗地南遣家眷，以备不虞，战事已然一触即发。而此时只有王振不动声色，并没有把塞外的游牧者的军事准备视作威胁。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负，呼风唤雨的权力带来了狂妄心态的膨胀，以为区区瓦刺根本不配对抗天朝;二是蓄意，王振是儒士出身，入宫前作过九年碌碌无为的小官，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想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而荡平漠北，大展天威是一个最理想的功业，《明史》载其此前就“构衅瓦剌，振遂败。”主动出兵受朝臣制约，自己没法参与，皇帝也未必情愿，对方来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权力欲满足之后，王振还想再享受一下军事成就感带来的高潮。

　　就这样，到秋七月，准备充分的也先先发制人，率先动手，联合兀良哈等部从辽东、甘肃等三路进犯作为牵制，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发大同，战争正式爆发了。

　　三

　　也先蓄力已久，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大同官兵连连失利，所有塞外城堡，蒙古大军一到，便全部陷落。边境警报日日不断传到朝中。朝廷派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领、各率兵一万人.前往抵御。井源等人率兵刚一出行，王振就劝皇帝御驾亲征。21岁的英宗对兵事同王振一样一窍不通，对战争只有浪漫的想法，能有机会成就二祖那样的事业，当然欢喜。两个天真汉就这么一拍即合。亲征命令刚刚下达两天，马上就要御驾起程，如此仓促不作准备，令举朝震惊。英宗命兄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率领军马从行，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学士曹鼐、张益等人从征。吏部尚书王直以及大小群臣，跪伏在宫闭门外恳请皇帝留驾，不予准允。

　　七月十七日，英宗偕王振统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大军西出居庸关，经过怀来到达宣府。时值秋雨连绵之际，连日风雨交加，关于出师不祥的谣言四起，大臣们对亲征一事还在争个不停，一时群情汹汹。而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随从的多个大臣连续上奏章，请求皇帝留驻车驾，王振大怒，今劝谏的大臣全部去随军打仗。尚未到达大同，仓促出征带来的后勤问题就出现了，军中已经开始缺粮，士兵饥寒交迫，一路皆有饿死者，还未抵达前线，军队就已怨声载道，毫无战意了。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也先已经得报，瓦刺兵马假装退避，以诱敌深入。王振踌躇满志，还想继续北上，遭到了众臣的抵制。尚书王佐、邝野整日跪伏在草丛中，请求皇帝南还，钦天监正彭德清更以天象变化提出了警告。又被报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出战阳河口全军覆没。不利战报接连不断，令不通战事的王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连续数日以来，王振心里非常焦躁，前方吃紧，又找不到人商讨军情，文武大臣一开会就只谈退兵的事，又哭又吵，将相离心，根本没法进行下去。这一日，天空黑云笼罩，雷雨大作，恰正赶上前军传来消息，井源等先头部队又败绩。镇守大同的监军宦官郭敬悄悄告知说，大势不好，已无胜望了，军队切不可前进。王振这才有兵马南还的意思。

　　第二天，留广宁伯刘安镇守大同，大军班师回京。大同总兵郭登告诉学士曹鼐等，皇帝车驾南还应走紫荆关，这样才可能不会遇到危险。但王振不知兵，对可能出现的追兵也不可能有所预见，在他想来，危险尚远，何况出征以来，连个敌影都未见过，根本不肯采纳这个意见。王振原籍是蔚州，他想请皇帝顺便临幸他的家乡府第，以光耀门庭。已经走出四十里，到蔚州境内的双寨后，他忽又担心大军所过损害他家的庄稼，又转而向东。走到狼山时，蒙古骑兵已经迫近，恭顺侯吴克忠的殿后部队被瓦刺军击败，吴克忠战败身亡。成国公朱勇等率领三万骑兵前往抵御敌军，朱勇不明敌情，仓促之下于鹞儿岭被瓦刺军设下埋伏，明军猝不及防，又吃了败仗，被歼灭殆尽。

　　十日，大军抵宣府，敌军暂时受阻，天也放晴了。王振心情一好，又想起回京后还要做的一些重要事情，比如祭祀等，忙不迭安排开了，行军节奏就放慢下来。就这样，一直到了十三日下午，英宗车驾方才行至土木堡，这里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距离京都也仅三百里。众人都认为皇帝车驾应该立即退入怀来城。可是王振却因为运载器械、粮草的一千余辆辎重车未到，便下令车驾留驻等待。兵部尚书邝野再上奏章，请求皇帝车驾赶快进城而以大军殿后，严加防守。对这道奏章，王振竞放在一边，不作回答。邝野又到皇帝行军营帐坚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言，何惧?’振叱左右扶出。”(《明史 列传55》)

　　众臣纷纷指责反而使得王振逆反心理爆发，于是，皇帝车驾便停驻于土木堡一天一夜。此地地势较高，附近没有水源，又正当敌人进军的要冲之路。十四日辛酉时，想要车驾起行时，敌军已经逼近。人马喝不到水已经两天，饥渴难耐，掘井二丈深仍不见有水。南十五里倒有一条河，因行动迟缓，早为也先军队抢先控制。也先分兵包围，从土木堡附近的麻谷口进攻，守口的都指挥郭懋抵敌拒战一整夜，已经无力再抵挡的住了。这时总兵杨洪领兵驻于宣府，有人劝杨洪赶紧出兵冲击敌军的包围，让皇帝车驾能突围出来。可贪生怕死的杨洪却下令禁闭城门，不肯出兵。十五日壬戌时，也先派使者带着书信，前来约和。于是，英宗召曹鼐草拟敕令同意约和，派两名使臣与瓦刺来者一同前往敌营。这时候本当按兵不动，一面重整部队静观动态，一面派人火速求援。王振却又心急，忙传令移动行营，越过壕堑向前行进，绕行回旋之间，军伍已不成行列，号令全失，乱作一团。向南未走上三四里远，敌军从四面围攻上来，官军兵卒争先奔逃，溃不成军。蒙古铁骑冲破战阵掩杀过来，明军相互践踏，死者满山遍野，根本无力组织抵抗。皇帝与其亲兵乘马突围不出，被敌军冲散，促拥而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鼎、张益以下，数百人全部战死。王振本人及兄弟王林也战死于乱军之中。随从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肖惟祯、杨善等几个人逃了出来。二十余万大军全军覆灭，大量器械、粮草等辎重被全部缴获。

　　四

　　兵败如山，大势已去也。

　　此时的英宗倒是显露出了天子本色，他镇静自若，下马盘膝面南而坐，静待命运的安排，身边只剩下一个叫喜宁的太监。一个蒙古兵过来，要脱他的衣服和铠甲，英宗不给。那个士兵大怒，就想要加害。这时，一个年长的小头目过来，说：“此人看来非同凡人。你对待他应与别人不同。”于是促拥皇帝去见赛刊王，也就是也先的弟弟。英宗泰然自若，问：“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赛刊王听到这些问话大为吃惊，骑马去见也先，说：“我的部下抓来一人，非常奇怪。可能就是大明天子。”也先召来先前那两个议和的中国使者查证，二人一见大惊失色，这果然是大明天子。(《明史纪事本末 卷55》)

　　也先大喜，把皇帝送到到伯颜帖木儿的大营，今好好保护。此时太监喜宁贪生怕死，已经向也先投降，在皇帝身边伺候听命的只有一个校尉袁彬，另还有一个蒙古的翻译哈铭。于是也先让袁彬派遣以前出使蒙古的梁贵带着也先的手书，前往通知怀来守臣。手书中提及皇帝被扣留的情况，并提出索要金银玉帛。当时怀来城紧闭城门，只得攀墙入城。怀来守臣又派人把也先的手书火速送到京师，当天夜里三更时分，送书人从西长安门进入皇城，上报朝廷。

　　十七日那天，京城里一片恐慌，百官集于朝堂之下，散朝不退。战败的消息络绎不绝，相继传来，人们私相传舌，谣言不断，又陆续有战败的兵卒包着累累创伤回到京城，向他们打听情况，都不知道皇帝的下落。直到噩耗传来，满朝悲栋。

　　当天，皇太后派出使臣，用八匹马载着贵重宝物及绣花绸锦，皇后钱氏又尽搜宫中的宝物带上，去拜诣也先，请放皇帝车驾南还。不过这回却得不到也先的答复。

　　这一事件，史称“土木堡之变”。从出征到惨败，乃至英宗被擒，仅仅一个月时间。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

　　五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京城陷入一片愁煞人的凄风苦雨之中。

　　次日，太后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当时见深年仅两岁，指定由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辅导太子，代为总理国政，并诏告天下。郕王朱祁钰召集廷臣，急商对策。侍讲徐珵提出星象有变，北京不可久留，应当当南迁。众人议论纷纷，有赞同有反对，各怀心事。这时，一人昂首而出，声如洪钟：“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此人正是尚书邝野出征后留理兵部事务的兵部侍郎于谦。此言一出，众皆哑然，郕王深以为然，将徐珵责退。于是，坚守京师，寸步不让的策略就这样定下来了。

　　二十四日，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谏议官和大臣们依次宣读他们检举抨击王振的奏章，请抄灭其族后，以安定人心。一时哭声震天。郕王沉吟不语，起身欲入内庭，内使刚要关门，群臣紧随其后，蜂拥而入。主事太监金英传旨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恰金英身边的太监马顺正好是王振，被众人揪出痛打，被当场活活打死。王振的侄儿，锦衣卫指挥王山也被捉住，拉回跪在朝堂下面，群臣们对他唾口大骂。朝廷之上一片吵吵嚷嚷，“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完全乱了班次，成了斗殴场和闹市，礼仪和秩序全失。郕王不由也变了脸色，但又无法镇住场面，几次站起，要退朝回官却。这时于谦排众而出，上前拉住郕王衣袖，恳请铢灭王振族属，并辩解说：“臣等本为社稷，无他耳。“郕王遂予允准，降下令旨，褒奖并劝勉百官回衙做事，马顺罪在当死，群臣过失不予追论。群臣这才拜谢而出。这天发生的事太突然了，全靠于谦镇定自若，处理得宜方才平息。待于谦从拥挤中帮助郕王回宫后。袍袖都被撕破了。“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 列传58》)王振被抄之后，郕王愈发看重于谦，任命其为兵部尚书。

　　时为非常时期，且太子年幼，国不可一日无君。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联合上书太后求立长君。奏章送入不久，太后传出懿旨，答应百官所请，命郕王即皇帝位。就这样，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正式登上帝位，并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颁诏大赦天下。

　　六

　　再说瓦刺一方。也先是知兵之人，知道孤军深入，不宜久留，但英宗非比常人，勒索一下明廷，交换一点财物有点不值。于是挟持英宗北撤。也先深谋远虑，不会得意忘形而因小失大。故对英宗十分恭敬，行叩拜礼，并摆酒宴压惊。自己陪坐一旁，殷勤款待，今他的妻老出来拜见。又请皇帝住进了伯颜粘木儿的营帐，距也先营帐十余里。伯颜帖木儿及其妻迎出来，礼节一如也先。

　　二十三日，也先挟持英宗皇帝来到大同城下，索要金银货币，口称只要如数付给，就放英宗回京。大同总兵，都督郭登闭门不让一人进城，英宗传旨说：“我与郭登有姻亲，为何这样拒我于城外?”郭登派人传出奏章，坚持：“臣是奉皇上命令把守城池，不敢随便开闭城门。”跟随皇帝的校尉衰彬.一边用头撞击城门，一边大声呼叫。但郭登丝毫不妥协。瓦刺虽然也勒索到了万两金银，但大同城严阵以待，守备森严。令也先无可奈何，知道难以攻破城池，只好悻悻撤兵北还。

　　九月以后，景泰登基，也先见明政局稳定，知道英宗不再是“奇货可居”了，遂动了放英宗南归的念头。不过，这回是换明廷态度冷漠，不痛不痒了，屡以瓦刺使者态度傲慢，书信言语荒谬驳之。

　　也先不觉有些恼怒了，上回大败明军，俘虏英宗的战果竟然不过如此而已，明的态度依然如旧。于是动了再征的念头。到十月，也先挟持英宗同行，统帅大军绕过大同，陷白羊口，下紫荆关，一路破关斩将，很快来到京师城下。也先这回倒是师出有名，是为送回太上皇，所以目标乃是直指京城。

　　七

　　危难之中，方见英雄本色。一代英雄于谦就这么走上了历史舞台的前沿。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永乐十九年进士，授御史。宣宗即位后，对其就十分看重，认为才可大任，宣德五年，巡抚河南山西，年仅三十三。此间“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俱疏言之。”不仅宣宗，三杨对其也十分看重，“谦所奏，朝上夕报可，皆三杨主持。” (《明史 列传58》)皇帝曾手书公名，超迁兵部右侍郎。官至二品。

　　郕王朱祁钰即位前，开始尚诚惶诚恐，谦让再三。于谦恳切进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说服了郕王。郕王即位后，关于京都的防卫策划，全部交由于谦负责。

　　当时，明军精锐在土木堡之战中几乎丧失殆尽。于谦派出官员，分头去各地把各官府所剩兵丁召策起来，再以民夫把沿河运输粮草的官军替换下来。然后，把这些军兵全部分到神机营等各营操练，以备调用。还令工部筹集物资材料，由内外局厂日夜加工，赶制攻战器械。京城九门，由都督孙膛、卫颖等率领兵守护。又奏请将因土木之战护驾失职而的将领杨洪、石亨释放，责戴罪立功，命杨洪仍守宣府，石亨总领京城兵马。

　　十日，也先军长驱深入，直至京城西北关外。于谦令石亨率军扎营于城北，都督孙膛率军扎营于城西，以交趾旧将王通为都督，与御史杨善戍守京城，22万大军背城摆开阵势。这时，众臣在主战主守上，意见纷坛。主将石亨主张京城九门全部关闭.坚壁不出，以避敌锋锐。于谦说：“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 他亲穿战袍，身披铠甲，扎营于德胜门，表示身先士卒，决死一战的决心。由是全军士气高昂，万众一心，誓保京城不失。

　　也先拟用分化之计，遣使议和，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入城。朝廷以通政礼部恃郎王复，寺卿赵荣为使出城朝见太上皇。也先、伯颜帖木儿身披盔甲，手持弓箭，侍立一旁。王复等面见太上皇时，也先厉声大喝：“你们几个小官，有什么资格，快去换王直、于谦、石亨那些众臣前来。”景帝不允。也先见明廷不派大臣出见，又强索金帛以万万计，结果又被拒。一怒之下，纵马队在京师四周大肆抢掠，伺机进攻。明军则固守大营，严阵以待。

　　十三日，明军与瓦刺军在德胜门外首次正面交锋，展开了激战。这天天寒降雪，又起大风，接着雷电交加，转为降雨。也先派出一哨人马，侦察明军虚实。这时，从德胜门明军营中走出一支马队，两队人马相遇，刚一照面，明军骑兵拨转马头向回疾跑。也先得到侦察骑兵的报告，认为明军不堪一击，立即指挥精骑万余向德胜门明军大营冲来。瓦刺马队刚要迫近明军营地，突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早已埋伏的神机营以火器猛烈攻击，蒙古骑兵抵挡不住，纷纷，总兵范广以骑兵正面发起总攻，蒙古精骑大败而回。也先之弟孛罗卯也被火炮击中身亡。

　　也先攻击德胜门未逞，乃移师西直门，又遭到孙膛与石亨的前后夹击，无功而还。十四日，瓦刺军进攻彰仪门时，受到明军的猛烈抵抗。不想明军中有百余名自愿报效的宦官急于争功，见瓦刺部众稍退，从后阵跃马而出，一下子冲乱了自己的阵脚。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大溃，将领武兴中流矢死于陈前。瓦刺军追至土城，当地百姓纷纷爬上屋顶，齐力飞投砖瓦，喊声惊天动地。恰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不敢恋战，回师撤退。

　　应该说，于谦更适合于危难之际担起重任，而治世里，“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这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的“以德治国”则过于凌厉无情和颐指气使了。

　　于谦、王文被捕后，“都御史萧惟祯定谳。坐以谋逆，处极刑。文不胜诬，辩之疾，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丙戌改元天顺，丁亥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明史 列传58》) 就这样，于谦慨然赴死，如他诗中所言：“只留清白在人间。”不过我个人倒觉得有一句现下的流行歌词更贴切：“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十一

　　天顺八年元月，英宗忽身体欠安，卧床不起了。

　　他躺在榻上，静静听着窗外的雨声的低吟逐渐停息。

　　“怎么，雨停了?”他明知故问。

　　是的，雨停了，雨总有停的时候，就像泪总有流干的时候，烛总有燃尽的时候，生命也会有终结的时候。

　　他想起了很多，先父皇在立他为太子时眼中的慈爱和期许，王振滔滔不觉令人耳炫的言语，土木堡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大漠凛冽的寒风和一望无际的凄清，想起在那儿和他患难与共的袁彬和哈铭，他还记起，但也先从京都败退后，他随同伯颜帖木儿的队伍与也先在塞外会合后，当时粮草已尽，也先从火堆里递上一块马肉给他，并说：“皇帝请放心，我一定会送你回去的。”那份马背民族的豪迈不羁，是他一辈子也学不来的。还有，南宫里的冷清岁月，夏日，他喜欢独坐树荫之下，可不久，锦衣卫得知，上报皇帝，这些树就被砍掉了。

　　他三十七年的日子，有七年太子，二十二年皇帝和八年幽闭生涯。既有不识愁滋味的放纵，又有失去自由的孤寂落寞，还有皇位失而复得后的勤政。

　　可我究竟还是一个失败者。他想。

　　元月十七日，英宗去世，而这一天正是他重新执政的七周年。他留下的遗诏宣布，由他开始，明宫从此废除宫妃殉葬。这是英宗在经历过磨难之后对生命的一点领悟，也是他唯一为后人称道的仁义之举。

　　到瓦刺军攻打京都的第五日，各路勤王兵马相继赶到，辽东勤王明军率先出击。也先恐归路被截，只得火速撤军而去。十一月八日，京师解严。到第二年，于谦重整军备，收复边关失陷8城，北方边防得以恢复。京都保卫战，胜在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令正统后期政治、军事上的积弊均为之一扫，在遭受土木之战这一严童挫折以后，仍能整肃军马，重拾武备，使敌不能南侵，中原免遭一次野蛮的蹂躏和破坏。这期间，景帝信重于谦，于谦也不辱君命，立下永垂万世之功。

　　八

　　他从小就读过很多关于塞外风光的诗词，象“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等。塞外的广袤雄奇曾经使他梦寐之中心想往之。然而当他的车驾真的行走在这塞外的时候，心里剩下的却只有悲哀、懊悔和失望。

　　从马车里望出去，塞外是如此荒凉，一条崎岖的道路无边无际地伸向远方，四周一望千里，渺无人际。此时正是晚秋初冬之时，四下枯草凋零，一片萧瑟，而这一年秋，雨特别多，风特别寒。天也特别冷。

　　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在这里再不能颐指气使，一呼百诺，没有缤妃佳丽，笙歌曼舞，也不再是红墙绿瓦、山珍海味，有的只是风、沙、霜、雪，茫茫大漠。夜晚，帐篷里烧着牛羊干粪，臭味刺鼻，外面则雨雪霏霏，寒气逼人。枯坐灯下，那份凄苦，那份孤寂，令他不由生出李后主词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感叹。

　　这时，他的性命也是在死亡边缘上走钢丝，时时暗藏杀机。尽管也先以臣下之礼待他，信誓旦旦一定恭送他回京。不过谁知道也先什么时候不会忽然转变念头?一不如意就改变主意，这样的经历作为皇帝的他是经常有的事。还有，如果也先真的送他回去，那又如何?新皇已即位，也先屡次遣使议和，均被拒绝，大明已经不需要他了，他现在是多余的了，而他比以往任何时侯更牵挂着那边，但那边呢，可能已经把他忘记了吧?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不能断绝。

　　不过，那边并没有忘记他。自从也先退兵之后，议和瓦刺以换回太上皇的建议就一直没有断过。但于谦力排众议，说：“国家神器重要，比较起来，人君皇帝则是次要的。”当时北疆尚未完全安宁，双方时有中小规模战事发生，于谦是铁杆主战派，对瓦刺深恶痛绝，认定其中必有阴谋。次年(景泰元年)春正月，太上皇的信送到朝廷，要求派大臣前去迎接他。景帝命公卿大臣们讨论，朝臣奏请派出官员出使北去。但景帝说，必须选择能认识太上皇的人，才得北行。群臣恐惧，迎接太上皇回朝之事方才一时没人再提起了。

　　然而仗总有停歇的时候，毕竟始终穷兵黩武却又奈何不了对方是件消耗国力的事情。从景泰元年六月开始，边疆逐渐安定，双方都不再挑衅对方了。对也先的议和建议就可以再度商讨了，吏部尚书王直等上书奏请逢迎太上皇。主和派手上的道德武器开始发挥威力，在“君臣大义”、“天伦之礼”这些王朝铁律面前，尊贵如帝王也不得不让步，即便于谦也不能再用“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样的圣人之言阻挡了。

　　《明史 列传58》载“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先后遣李实、杨善往。”

　　就这样，英宗朱祁镇在羁留塞北一年之后，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

　　九

　　入秋以来，景帝朱祁钰心里郁闷，却又无法找人倾诉，他是朱祁镇的弟弟，但只小几个月，不过他性格内向，为人谨慎，从小就对皇位不是特感兴趣，没有和皇兄争的意思。不过机运巧合，世事忽变，鬼使神差之下轻而易举就登上了帝位。而今，当初极力拥戴他即位的众臣们又纷纷劝谏，请他效法肃宗李晋尊迎玄宗李隆基的佳话，还称此举可以名垂后世。

　　呸!他愈想愈气愤，宫廷里的内情，皇权的实质，他比那些书呆子清楚的多。对皇帝而言，权力就是命运，放弃权力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于别人。这是皇朝的规律，他可一点不含糊。何况到现在，太子还是祁镇之子，朝廷多为英宗旧人，如果太上皇要归位也名正言顺。可他又上台才一年，不能失掉众臣的拥戴，以至朝野离心，更不愿被后人讥为赵构。稍让他欣慰的是于谦“天位已定，宁复有他”的许诺，他深知于谦忠勉，不似其他大臣那样看风使舵，蛇鼠两端。有于谦在，一旦宫内有变，京师军队会站到他这一边，事情就稳妥多了。

　　第二天，景帝命礼部提出迎接、朝见太上皇的仪注。礼部很快订出迎接方案。议上，景帝传下旨来：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易法驾。众廷臣见迎接之仪如此菲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户部给事中刘福等上言：“礼贵从厚，不宜太薄。”景帝听完不快，只说太上皇帝在书信是这样说的，希望礼仪从简。群臣当面不敢再说什么，此事就这样定了。

　　英宗八月初二自也先驻地出发，十四日至居庸关。十五日，一轿二骑俏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关于朱祁镇兄弟如何相见，《明史纪事本末》渲染说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明实录》则只有一句“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礼罢，南宫大门悄然关闭。往后的整整7年，英宗再没有走出过南宫一步。

　　十

　　景泰三年，英宗的儿子太子朱见深被废，代之以景泰帝的独子见济。次年，见济天亡，这似乎给英宗带来一线希望，但随后上书要求复储的官员均被下执，礼部侍郎章纶，御史钟同因此被视为南宫同党，杖责而死。景帝对来自南宫的任何微小动静都会大生猜疑。御用监少监阮浪侍上皇于南宫，受赐镀金绣袋与镀金刀，阮浪又转赠好友宦官王瑶。此事被锦衣卫发现，阮浪、王瑶即被杀。南官大门终日紧锁，每天的膳食皆从门穴中递进。如此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帝完全放心，最后下令伐尽南宫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取得联系。

　　到了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景帝带病参与祭祀，结果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辄，太常卿许彬、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以及原王振门下太监曹吉祥等人开始密谋拥立太上皇。而且石亨是德胜之战的功臣，职位相当于京都卫戍司令，有他参与，事情基本无碍。元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率兵千人，控制了长安门，东华门。一行人将南官大门撞开，跪倒在英宗面前，同声高呼：“请陛下登位。”英宗被搀扶登荤，一行人立即赶往奉天殿。殿下的守卫大声喝止，英宗高喊：“朕太上皇帝也。”守卫只得唯唯而退。

　　十七日早朝时分，按照惯例，百官于五更前即在午门外朝房等待。忽然宫中钟鼓齐鸣，官门大开，徐有贞高声宣布太上皇帝已经。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此时无从选择，在徐有贞等催促下整队入官拜贺。物换星移，风云突变，时隔九年之后，英宗英宗终于再次端坐在奉天殿宝座上，重新成为了大明主宰。这一年，他3l岁。

　　就在英宗登奉天殿行即位礼时，奉天殿的呼声巳传入景帝耳中，最初他惊问“是于谦吗?”俄尔得知英宗，只说了声说：“好，好!”(《明史纪事本末 卷57》)当天，英宗传旨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二十二日，杀于谦、王文。二月初一，废景泰帝仍为郕王，迁往西内。十九日，郕王薨于西宫，时年三十，以亲王礼葬于西山。成化十一年，复帝号，称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帝死因于正史不载，只暗示是病死。但明人陆钺的笔记《病逸漫记》说：“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此为民间的一种说法。《明史本纪十一》对其的评价还算公允：“景帝当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而乃汲汲易储，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终于舆疾斋宫，小人乘间窃发，事起仓猝，不克以令名终，惜夫!”

　　不能不提及于谦。作为景帝最为依仗的重臣，又是“国防部长”，他的命运在英宗的时候就已注定了。于谦是尽忠报国之士，但也过于书生气，更不善权术。“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 于谦做事不避嫌怨，不避风险，一心在污浊的政治现实中独树一个清洁的形象，同时这也造成他个人的孤高不群和官员们对他的误解和疏离，“比寇初退，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躭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摭不已。”此外，宣宗赏识、景帝倚重，政治上的大用和为官的清廉让他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使他成为一个严厉的道德设计人和律法者。“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又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 于谦追求政治的纯洁性，显示出不切实际、不计后果的激进倾向，和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刻薄态度。比如对待瓦刺，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议和，以至英宗归国之后，明与长城以北基本断绝了往来。他不顾大局，力主北伐，“谦以上皇虽还，国耻未雪，会也先与脱脱不花构，请乘间大发兵，身往讨之，以复前仇，除边患。帝不许。”对待功臣他奖赏很薄，认为“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所以石亨虽为他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却虽“总兵十营，畏谦不得逞，亦不乐谦。”以至到了后来，众人都觉得皇帝“宠谦太过”。而他支持迎回英宗，也是出于道德考虑，而无政治远虑，终酿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