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与灭金战争 贪图小利重蹈北宋的覆辙
宋理宗与灭金战争:宋理宗,原名赵与莒,1222年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1224年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是南宋的第五位皇帝,他在位时间是从1224年到1264年。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宁宗养子。宁宗病死后,宰相史弥远拥立其为帝,年号宝庆。理宗即位后,有史弥远专政,他只沉湎于酒色,朝政昏暗如故。1233年,史弥远亡,理宗亲政。1234年与蒙古军联合灭金。理宗崇尚理学,任用奸臣。 1259年,蒙古军攻打鄂州,,奸相贾似道称臣纳贡,划长江为界国家败亡之势已成。1264年10月,理宗病死于临安,在位40年,终年60岁。
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措进行“更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有了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檝(jí)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
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朝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朝,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朝的灭亡,使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端平元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
六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
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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