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过后的1896年开始，自古以来就习惯于接受日本留学生前来学习的中国，第一次由大清朝廷选派13名学生赴日留学，由此拉开了清末中国人赴日留学热的序幕。

　　史料研究表明，由于受到甲午战争日本取胜中国惨败的客观形势影响，加之国内的改革维新思潮空前高涨，当时朝野中的改革维新人物纷纷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于是，继清廷选派首批赴日留学生之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江南诸省相继制订了各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并迅速着手抓紧实施，其中以湖南、湖北两省居多，仅第一次就派遣赴日留学生200多名。

　　进入20世纪后，国内赴日留学热仍持续不减，各地派遣赴日留学生人数仍在继续不断增加。据史料记载，从1904至1905年，赴日留学生人数已从原来的3000人急剧增加到8000人以上，东渡日本留学热再度形成高潮。

　　在随后二三十年的历史演进中，国内各地青年学生赴日留学的热度依然居高不下，总人数均保持在8000人至1万人之间，其中有60%左右为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出资官派，而国内民间赴日游学者也为数众多。

　　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因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赴日留学热才开始有所降温，但民间自发赴日留学者仍在连年不断。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甲午战争后国内出现东渡日本留学热的呢?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甲午战争后国内民族危机加深，在客观上刺激了留学日本热潮的兴起。

　　甲午中日战争后，因清廷战败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在中国抢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尤其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迫使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更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国内民族危机的加深，大大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极欲寻觅救国之道。这种急切的心情，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做出过于长远的打算，留学欧美固然不错，但远水不解近渴。相比之下，到学习西方颇见成效的日本取经，显然是一条最佳捷径。于是中国的爱国之士、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背负救国使命，“以强敌为师”，东渡日本，兴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

　　二是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留学日本热潮的升温。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迫于压力，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得推行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这对于急于入仕求官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由于他们读书做官之途被堵塞，不得不另想办法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清廷奖励留学的“新政”政策使他们重新看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希望。只是此“学”非彼“学”，须留学外国方能实现。鉴于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便利，经济费用负担较轻，因此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去日本留学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

　　三是一批革命先驱抢先东渡游学，在环境上带动了留学日本热潮的高涨。

　　从1895年开始，孙中山曾先后三次去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带动培养了黄兴、陈天华、汪精卫等一批新人，在日本留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据史料记载，1903年，孙中山游欧抵日时，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约1300人的热烈欢迎，体现出了一个优秀革命家的号召力。1904年黄兴谋划长沙起义失败后，与宋教仁一同亡命日本，追随者甚众。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此后，革命运动愈演愈烈，日本俨然成为中国革命的舞台，大批志士青年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的吸引，纷纷前往日本留学，寻求革命真理。

　　回望甲午战败后国内出现的东渡日本留学热，人们不难发现，虽然有些留日学生是为了自己获取功名和社会地位而东渡扶桑的，但更多的是国内一批热血青年为了民族之振兴，在日本忍辱负重，刻苦学习，将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生最终都选择了回国服务和发展，仅有极少数人留在日本长期定居、工作和生活。

　　正是这种赤诚的爱国之心和孜孜以求、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为近代中国磨练出了一大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军事政治人才，造就了一批爱国者和革命家，而且在清末民初那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为中国的近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推动中国近代社会进步方面意义深远，作用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