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茂七，很多人提起这个名字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在福建一带，邓茂七的名头却很大，他的历史形象在官府和民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明末阮大铖的戏曲《荡贼录》，即以这场起义为素材，讴歌了明军浴血奋战逆贼的“光荣事迹”。清朝历史学家徐元文更把邓茂七与刘通，李自成并称为明朝“三大贼首”。

　　《罪惟录》说这场起义“波及东南数省，荼毒生灵百万，国之衰运，自此而始。”直接把明王朝走向衰败的“罪过”安在邓茂七头上。 但在福建当地，邓茂七却始终享有极高声誉，闽戏里有不少以他为主人公的“英雄戏”，多是勇冠三军，为民做主的“救星”形象。至于到了近代，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就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至于这次起义的经过，背后的故事旧很少有人去追查。

　　明英宗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说他传奇，是因为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当了两次皇帝的人，也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有两个年号的皇帝，而且还在土木堡之败后当了蒙古人的俘虏，还能活着回来，明朝的第一次全民总动员“北京保卫战”也是因他而起，而发生在距离明英宗土木之败前一年的这次邓茂七起义，着实让明朝政府头疼了一把，这次爆发于福建沙县的起义历时两年，起义军占领了二十多座县城，史载“控制八闽，三省震动”，明朝屡战屡败，在面临北方土木堡之败的情况下，还陷入了南北两线作战的尴尬，所以明朝朝廷提起来这次起义就恨的咬牙切齿，其评价自然好不到哪去。

　　邓茂七就是明英宗正统年间人氏，江西人，世代都是农民，可是随着明朝土地兼并状况的日益严重，邓茂七家的地也被人勾结官府霸占了，邓茂七一怒之下杀死了地主，逃亡福建，以替人耕种为生，成了不折不扣的“黑户佃农。”

　　明朝的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成为明朝覆亡的一大原因，明朝的土地政策从朱元璋时代就没能彻底解决，朱元璋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男耕女织，和谐美满的理想化农业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朱元璋设立严刑峻法，规定农民不得无故离乡，离乡二百里即需要有当地官府的“路引”。但是百年之后的正统年间，土地兼并之风越演越烈，随着赋税的加重和贫富分化，富有的地主开始大规模兼并自耕农的土地，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勾结官府之类的龌龊事，失地的农民不得不大规模逃离家乡讨生活，向当时地少的福建等地大规模迁徙，形成所谓的“流民”，邓茂七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流民大军中的一员。

　　这些流民没有合法的身份和户籍，只能靠给当地的大户做佃农为生，而当地的豪门大户似乎也很乐意招募这些无合法身份的流民，因为他们可以收取更高的地租和其他摊派，沉重的负担使很多的佃户生活贫困，一些豪门大户甚至私设公堂，对佃户进行拷打和审讯，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和明英宗所信任的太监王振的上台，福建一带买官卖官成了公开的秘密，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明码标价，在天高皇帝远的福建，“买官”的竟占三分之二。这些人“投资”的人为“盈利”，到任后当然大肆搜刮地方，巧立名目加派苛捐杂税，不但大量的负担转嫁到像邓茂七这样的“黑户”身上，连当地“合法户口”的城乡百姓也同样受害颇深。

　　而邓茂七起义的另外一个原因，不得不提到乡集，乡集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乡村集市，而是更类似于黑市的乡村市场。明初实行严厉的商贸专营(又是朱元璋的事)，对商品实现专卖，但“流民”们赋役沉重，为生计所迫，时常偷运物品，与当地商户交易，而商户们也乐意与这些黑户流民交易物品降低成本，毕竟大明的国企效率太低了。在资本主义萌芽初兴和海外贸易便利的福建，这些设在州县“三不管”地带的乡集，维持着福建商业的正常运行，由于乡集的不合法，这些政府明令禁止的“黑市”就由“集头(即黑帮势力)”把持，参与交易的商家和流民都缴纳费用作为“保护费”，各个集头之间经常发生火并，成为一个危害社会安定的危险导火索。

　　邓茂七因为有一身武艺，所以很快的就做了江西籍流民的头领，并且在一次火并中杀死了集头并取而代之，他处事坦荡，设立了明确的乡集交易规则和应该缴纳的保护费的数目，减轻了流民和商户的负担，深得当地人的信任，因此很快就控制了全福建的乡集运作，这个福建农家的孩子，终于成为威震八闽的江湖大佬，甚至连商户遇到官府勒索也请他出面调停。但好景不长，邓茂七和官府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邓茂七因为联合当地的商户抗税，得罪了花八千两银子买官的福建布政使林新，林新一怒之下下令将福建的乡集全部取缔，并开始“打黑”，邓茂七无奈只好逃往福建沙县，其手下被官府打击，伤亡惨重，残余的也是流落四方。

　　邓茂七到达沙县后，受到当地大户的邀请训练民团，这些民团多是由当地大户招募流民组成的，主要是防海盗和其他盗贼，邓茂七就在发展民团中壮大自己的势力，终于再一次由于替流民说话，要求大户减免赋税和其他摊派而与当地大户翻脸。

　　在一次邓茂七下令流民们拒向“大户”缴纳“冬牲”(过冬用品)后，当地大户联名将邓茂七告到了官府，罪名是“谋反”，此举一下捅了马蜂窝，邓茂七的民团训练有素，竟把前来捉拿他的“官军”打的落花流水。长久压抑的“民怨”彻底爆发，当地流民纷纷拿起武器，协助邓茂七追缴官军，仅用一日即攻占县衙，沙县县令，同是“买官”来的吴涛逃跑不及，被逮后当场斩首。

　　邓茂七起义的消息传至京城后，明王朝举朝震动，但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却认为此人不足虑，力主由福建当地自行征剿，但“贼”越剿越大，很多当地流民和矿工也纷纷拿起武器响应，起义军纪律严明，邓茂七也开始在其属地设置官署，与朝廷分庭抗礼，此时福建已经沦陷大半，朝廷无奈，只好改“剿”为“抚”。而邓茂七内部对继续作战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以福建一地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朝廷的，所以邓茂七提出只要朝廷答应减免福建的赋税并给予“流民”合法的身份，并加封自己，自己可以投降。可惜的是先前战败的明朝将领见邓茂七不打了，以为人家没实力了，企图立功，就率兵突袭邓茂七，邓茂七吃了个大败仗，从此就断了招安的念头。

　　到了正统十三年，朝廷痛下决心，派出明朝最精锐的京营以及山东，山西，浙江，江西各地精兵共四万七千人南下剿贼，这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有在东南沿海与倭寇作战的浙江“备倭军”，也有在北方与蒙古人作战的宣大骑兵，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大明神机营也用上了，经过一番折腾，邓茂七陷入了宣大骑兵和神机营的合围，力战牺牲，部下也几乎全部战死。

　　明朝在福建采用各种手段消灭邓茂七余党的同时，也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明王朝根据徐有贞的建议，把流落福建的数十万流民重新登记在册，给予合法的身份，邓茂七之乱期间没收并发放农民耕种的土地，也一概承认其“土地产权”，此后，福建人口剧增，垦田数大增，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里的“纳税大户”，这个中原士大夫眼中的“荒蛮之地”，开始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邓茂七战败后半年，土木堡之战爆发，兵部尚书于谦想调正在福建作战的浙江军队精锐回京，可惜由于福建战事牵制，只调回一少部分。

　　景泰元年，明朝使臣出使瓦剌，瓦剌嘲讽“土木堡之役，大明军何以不堪一击。”杨善答道：“六师劲旅全被征调南征(即征讨邓茂七)，所以一战即溃”。可见邓茂七对明王朝的牵制作用不小，明朝在“内有流贼，外有胡虏”的情况下两线作战，取得了胜利，可惜将近二百年后，相同的情况再次上演，这次，明朝再也支撑不住了，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