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伐大宛：汉武帝的武力开埠

　　仅用“丝路基金”开道是否就能摆平一切?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是广义上的西域，还是狭义上的西域，从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民族，与汉朝的关系，最初不过是贪汉财物。这在张骞出使乌孙时可见一斑，乌孙王在面对琳琅满目的汉朝奢侈品时，竟然对张骞行了拜见单于一般的礼节。“因汉绝远”，所以西域各国怕匈奴多于怕汉朝，甚至抢掠、攻杀汉使。汉使的队伍，实际上是官方商团，除政府官员外，还有企业家、赐物、财货，掠杀汉使竟成了丝路小国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而匈奴在西域设有“僮仆都尉”，征收税负，征发兵源，小国稍有忤逆，随即大兵相向。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先行的路子走不通了，还要亮剑，彰显军事存在。还是刚才提到的大宛国，有宝马，就是汗血宝马。汉武帝很想要，一方面，满足下自己的奢侈品收藏欲;一方面，要通过这种马改善马种。汉马和秦马类似，都是河曲马。这是一种挽马，多做力用，说白了是力畜，适合干农活儿。汉跟匈奴作战，河曲马不如蒙古马，因此在漠北决战后，汉亦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追歼。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能日行千里，无疑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国防利器。

　　汉使带着商团去了。除了丝路基金一千金，还有国礼：一匹金马。请贵国与汉通商，很有诚意吧?结果大宛稀罕汉朝财物，其结果是，汉使被杀，财务被抢，汉朝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起者，权威收到了严重考验。

　　强汉出手。汉武帝派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攻伐大宛。李广利遇到了一个问题：沿途各国坚壁清野，拒绝补给汉军。除非攻城，攻下才有粮秣。这样一路消耗，到郁成时只有几千人，被当地人杀败而还。汉朝第一次伐大宛，就这样失败了。

　　很多人认为因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无领兵才能。但笔者认为，这次失败主要还是因为汉朝轻敌了。第一，有人告诉朝廷，西域兵弱，三千汉兵一路杀将过去，就能尽数降伏。第二，属国骑，大抵是羌胡降兵，作战意志不如汉朝正规军。第三，充军的郡国恶少年，或许武艺高强，性格强横，但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兵将之间也熟悉不够。第四，仓促出兵，没有预备队。

　　这场失败彻底激怒了汉朝。如果不给大宛一点颜色看看，之前的漠南、河西、漠北三次会战的战果也将覆水东流!所以第二次伐大宛，汉武帝使出了压箱底的资本：“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同时，在酒泉驻扎了18万预备队，大兵压境，西域震动!

　　这次兵带的多，沿途小国没有做出坚壁清野的姿态。到了大宛城下，攻城甚急，大宛人杀了他们的王，开城投降。汉朝得到了汗血宝马。

　　笔者的家乡武威，是东汉文物“马踏飞燕”的出土地，按畜牧专家的说法，这马就融合了大宛马、河曲马、蒙古马的优秀之处，遂有后来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看来马种改良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汉朝伐大宛，是一次典型的“武力开埠+国际威慑”。在此之后，西域各国才真正认识到汉朝的强大，并从与汉朝的互使往来中，获得了大量经济红利。在汉与匈奴之间的选择中，大部分西域国家会选择汉。这是汉与匈奴争夺西域过程中，第一次重大胜利。

　　汉朝的“盟国”与高铁

　　第二次重大胜利，则源于汉朝“远交近攻”策略之奏效。乌孙国在葱岭北，大宛、康居东，与汉朝不接壤，不会产生大的纠葛，但也不算太远，汉的羽翼差不多能罩到。乌孙常受匈奴欺凌，兵将较多，有一定作战能力。汉朝这次选择的方式，是和亲+战争红利。和亲的承载者，是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

    尤其解忧，足以跻身中国历史最佳女外交官之列。解忧一直在影响乌孙政局，促使乌孙和汉共击匈奴。如昭帝时，汉将常惠发兵乌孙兵，乌孙王自率五万骑从西方进入匈奴领土，斩首4万级，马牛羊驴驼70余万头，乌孙可自行支配战利品。在汉朝的主导下，参与战争，从中分得红利，也成为西域各国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往后，不单对匈奴，对西域内反叛汉朝的国家，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如陈汤、甘延寿击北匈奴、班超伐龟兹，基本上都大量征发西域兵。

　　第三次重大胜利，源于汉之“西域都护”超越匈奴之“僮仆都尉”。西域都护的前身是屯田官，这些屯田点，既是往来客商、使者的驿站，也是汉朝屯卒的军粮来源。一方面满足了丝绸之路往来的安全需求，一方面不至于劳顿西域各国，加重它们在粮秣供给方面的负担，类似美国运动时的“毛皮驿站”。汉昭帝时，与匈奴争夺车师，胜利，丝路南道畅通。后来匈奴的日逐王降汉，北道也通。都护府成立，郑吉成为汉朝第一任西域都护。这意味着天山南北，也就是狭义上的西域，正式纳入了中国领土。汉朝在这里采取羁縻治理，经济上不敛赋税，不摊粮饷，而往来客商和使者，以及时不时发生的战争掠夺行为，使西域小国的利益评判，明显倒向了汉朝。

    政治上则为西域小国调节矛盾、保障安全。匈奴则不同，僮仆都尉，顾名思义，西域各国皆为匈奴仆役，只有掠夺，没有关爱;只有践踏，没有共存。汉朝为西域小国提供了和平、安全、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的僮仆都尉“遂罢”。此外，对于葱岭外诸国，如康居、安息、条支等，汉朝始终坚持互利互惠原则，商贸优先。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皇帝安敦派使团来华，都是丝绸之路国际交往的佳话。汉在葱岭外，营造了一个“结盟组织”。

　　第四次重大胜利，源于汉朝在“高铁”方面的巨大投入。除西汉开通沙漠丝绸之路，从阳关、玉门关到车师，再到疏勒，遍布亭隘外，东汉初年还开通飞狐道，自代至平城，约三百余里;又开通峤道，自零陵、桂阳，通岭南，远达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长一千余里;自巴蜀向西南开通古道、永昌道，经缅甸，到达身毒，北上大夏，这就是西南丝绸之路。这些通道的沿途，有邮局，旅店，保障了来往商旅的安全，促进了投资和地方经济繁荣。

　　在这样的布局之下，匈奴彻底失去了西域。没有了天山南北草场和农田的滋养，没有了丝绸之路的商业收益，再加上汉朝和盟国的通力打击，以游牧为生的匈奴帝国，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最终沦为边塞部落。汉朝对于丝绸之路的经营，延续二百多年，历时多代，其经略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今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