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9年7月初，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城西)被辽军打败。9月，辽燕王韩匡嗣、耶律休格等又率军南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至河北满城，与宋军遭遇。宋军先派人向辽军诈降，以麻痹韩匡嗣，然后，以一部突然进至辽军阵前，一部迂回到辽军背后，前后夹击，大败辽军，史称满城之战。

　　辽乾亨元年七月，宋攻辽高粱河之战后，宋太宗赵光义料辽军必将反攻，遂分兵屯守要冲之地，御辽南进。命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镇守关南(今河北高阳东);以都钤辖刘廷翰、钤辖李汉琼戍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令殿前都虞侯崔翰知定州，节制缘边诸军，准其便宜从事，并授阵图予诸将。九月初三，辽景宗耶律贤果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率兵数万自南京(即幽州，今北京)分两路南下，企图进攻镇州。东路由韩匡嗣、惕隐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等率领，沿平原开进;西路由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率领，沿山后南趋。三十日，辽军进抵满城西集结。

　　时刘廷翰已率部列阵于徐河(今河北满城北)，崔彦进率所部自关南北上黑芦堤(今河北容城西南)北转向，沿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潜师辽军侧后，对辽军形成夹击之势。未几，李汉琼、崔翰亦领兵抵徐河，下令按太宗所授阵图布八阵。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瞭望，见辽军势盛，冒违诏改阵之罪，力主集中兵力对敌。监军李继隆附议，崔翰乃示形应变，改八阵为二阵，前后相副。

　　及辽军列阵，宋遣使赴辽营诈降。耶律休哥识破宋军企图，劝韩匡嗣严阵以待，不可轻信。韩匡嗣不听，放松戒备，果遭宋军突袭。辽军仓促应战，指挥失措，大败。韩匡嗣引兵向西溃逃，又遭崔彦进伏击，死伤甚众，残部逃往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西。宋军乘胜追击，又斩杀辽兵万余，获战马干余匹。耶律休哥整兵而战，宋乃罢兵。辽西路军闻韩匡嗣败奔，亦收兵而还。

　　满城之战，辽人为报宋军围燕京之役而来，战前目标是进攻镇州，但这其实并不是其此战的真正目标，因为镇州、定州、关南是宋军河北边境屯兵的重镇，决不会让辽军轻易夺取的，如果辽人真的要蚕食宋朝领土、占领大镇的话，事先应有更加细致的筹备，所以料想其目的不过是侵边掠夺，顺便再羞辱宋人一次而已，能取镇州更好，取不得便不失时机地退回。

　　宋军在高梁河败后就已经做好了抵御辽人南犯的准备，宋太宗在边境要地置将屯兵，并任命了一个统一指挥官——都钤辖刘廷翰。这个指挥官的设置大有文章，宋太宗在军事上虽说糊涂，但还不傻，知道统一指挥权的重要性，但他又不敢让威望高、资历深的大将来做。他留下的各路屯军将领中，孟玄喆、崔彦进、李汉琼都是节度使(节度使在宋朝虽说没有实权，但标示着资望或军功)，崔翰是殿前都虞侯，地位也与节度使基本相当，而刘廷翰是观察使，比节度使要低一级。这就是宋太宗的“用心良苦”之处，故意在诸将中找个威望最低的来做总指挥，以平衡其它将领的影响力。当然，在此战中，各路大将还是听命于刘廷翰的，没有造成矛盾和摩擦。

　　宋太宗能够留兵屯驻边境防守并统一指挥权，还给了便宜行事的权力，这说明他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可是他这个人最喜欢在关键时刻画蛇添足，本来这样已经很好了，他偏偏又留了个“阵图”来束缚将领的手脚。宋军将领在与辽军对阵的时候，觉察到了这个阵图完全不可行。赵延进、李继隆劝谏主将刘廷翰变通一下，刘廷翰却有些懦弱，不敢擅改诏旨，直到赵、李二人都表示愿意为失败负责时才答应，可见这个被赵光义的主将果然是听话。反观赵延进、李继隆二人，不但能够就战场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并有敢于负责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宋军知辽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还能将计就计，用诈降的办法来麻痹敌人。

　　宋军的几路部队因有统一指挥的部署，配置得也比较合理，崔彦进在北，崔翰、李汉琼在西南，刘廷翰在东，布成一个口袋阵一齐突然进攻，使辽军慌乱而溃，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