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个说法，清军能够成功入关完全是靠着运气。如果不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后的所作所为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叛变，向清朝交出山海关，李自成的大军就能顺利接防山海关防线。那么清朝的八旗兵就只能在关外遛马了吧。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

　　看上去李自成大顺朝功亏一篑，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压制清朝阻止其入关的机会。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下满洲是何时崛起的。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布七大恨，随后设计攻陷了抚顺。明军游击李永芳请降，努尔哈赤便将孙女许配给他。"入抚顺也，杀一大将，堕三城损偏裨将以下八十余员，屠军民几至二万"。之后八旗在抚顺大肆掳掠杀戮一番归去。这是努尔哈赤的造反之始。

　　那么攻陷了北京直接导致吴三桂投清的农民军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明人自己的说法是"山西，陕西大饥，府谷民王嘉胤倡乱，白水盗王贰等应之，众五六千人，为流寇之始"。王嘉胤作乱是在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距离努尔哈赤正式反叛足足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的时间里明朝可以说主要的对手便是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军队。

　　但在这十年间，明军非但没有压制住后金，反而被其连续击败。有一种看法认为"明朝自己没有内乱，八旗谈笑间灰飞烟灭"，这早在400年前就被现实证明绝非事实。而实际上，正是后金的崛起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辽东边防开支，明朝先后四次加派了辽饷。祸不单行，恰好此时贵州、四川、湖广三省又发生了苗民起义。直接导致这三省税银被截留。

　　面对财政的赤字，明朝就别无选择，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是--加税。"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记录所定田亩，计七百余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如此大规模的加税，才不过得到了二百三十一万两的额外收入。随着辽东前线的明军从萨尔浒大败开始的一系列崩溃式失败。

　　辽东的军事压力陡然增大，相应的，在辽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然带来相应的财政需求。辽东军事压力越大，对财政的需求越大。比如曾经接手辽东防务的熊廷弼就曾一次请求三百二十四万两白银，一百八十万石粮食，九十七万两千石豆子，两千一百六十万束草料以资军用。仅仅这一次的需求就远远超过了之前明朝大规模加税搜刮所得。

　　巨额的军事开支依旧无法支撑明朝解决后金政权，能勉强维持辽东战线已经做到极致。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辽东战事，明朝不得不把军事开支优先供给辽东，也就是俗称的"拆东墙补西墙"。到了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军饷达到了八百万，相当于两次加派和当年太仓收入的总和。但辽东的军事开支依旧觉得不够，为此明朝第三次加派了辽饷"命各省直田地，每亩再加派二厘，以敷兵、工二部之用。

　　"第三次加派仅仅搜刮了一百二十万两，除了二十万给工部制作兵器外，其余都充作募兵和安家之用。辽东的危局就如一个巨大的财政黑洞。在三次加派之后民生迅速困难。因为宗室为首的豪富们用各种手法避税，导致税收摊派到中下阶层的农民身上。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农民们大量逃亡。虽然成功征收了大量辽饷，但是正规的田赋反而无法收上来了。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年间已经非常严重。

　　崇祯元年(即农民军出现那年)户科右给事中黄承昊奏言:"今岁太仓岁入二百万两，支出五百万两。"相比万历年间太仓收入的一年三百八十九万两。随着辽东战事的爆发，辽饷的加派透支民力，使得正常的岁入减少了近一半。为了满足辽东的军需，明朝还不得不对其他各军镇进行大规模欠饷。到了崇祯年间"宁夏欠十之四，甘肃欠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整个九边合计欠饷五百二十余万两。

　　崇祯皇帝对西北三镇请发三年欠饷的要求视而不见，导致边军不断有逃兵和哗变。失去生计的农民和逃亡的军人两者汇集之后，一股真正能灭亡明朝的力量便诞生了--他们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兵源。到崇祯第四次派加辽饷，崇祯三年"亩加九厘外，再增三厘"，合计前三次派加辽饷达到了六百八十五万两银子。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为了剿灭李自成的"剿饷"不过二百八十万两，还不到供应与后金作战的一半，当事人对谁更加忌惮一目了然。换言之，酿成明朝内部混乱最终起义蜂起政权被推翻的根本原因，正是后金造成的辽东军事无底洞。这一点，就算李自成的大顺朝顺利接收了明朝的遗产，也是必须面对无法逃避的。

　　清朝拥有那个时代东亚当之无愧的第一军力。首先就不存在没有吴三桂等人就无法打赢的情况。事实上从山海关大战之后，清军与李自成大顺军作战大多摧枯拉朽，李自成的军队与清军交手是的表现也并不比明军更加出色。那么这样的大顺军就算顺利接防山海关，清军就无法入关了吗?这同样不是事实，在吴三桂献关之前，满清八旗早已先后五次大举入关，最远打到了淮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军事路线都摸清楚了。

　　仅仅崇德元年那次，清军"转掠两千里"，劫掠"人畜四十六万两千三百有奇、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七千四百六十两"。可能又有人说不打开山海关，清军只能做到绕路。就像小偷偷偷进入你家光顾一样。那么清军真的没有正面打破此时山海关的能力吗?事实上早在皇太极刚继位的时候就以满人勋贵佟养性为指挥官，以汉人为兵丁组建炮兵营，并赏赐颇丰，"一等炮手赏银八十两，二等炮手赏银五十两"。要知道在明军的锋兵一月收入也不过二两银子。

　　同时，清军大力仿制明军引进的西式火炮--红夷大炮，最终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仿制成八旗第一门红夷大炮。并于同年依靠着犀利的红衣炮摧毁了明营获取了大凌河战役的胜利。之后三王归顺的时候还带着洋人的技师。除此之外还有副将、参将、游击共一百零七人;精壮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以及士兵的家属七千六百三十六人;水手壮丁四百四十八人，其家属六百二十四人。共计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八人。这其中包括了西法训练出来的炮兵和熟练的工匠。这使得清军火器力量大增，在围困祖大寿的时候就很自豪的表示明军无法挡住"四十余红衣之威"。事实上在当时明军就感叹"奴之火器十倍于我"便是指此。

　　据现代学者估算清军仿制的加上三王带去的红衣有接近百门之多。理论上足以正面击破被松锦战役掏空的山海关。那么为何清朝不这么做呢?事实上这和皇太极的战略有关。在松锦之战后明军九边精锐几乎全灭。就连原本的铁杆小弟朝鲜也觉得"中朝之运，亦以衰矣"。不断有人建言让皇太极直接攻打明国。

　　不过此时的皇太极有自己的打算"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今明国精兵以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事实上正如皇太极所料，明朝这棵大树被八旗的"伐木"战略耗尽了财力和军力。最终自我溃灭，清军战略可谓圆满。而这一战略的根本是大忌明朝京师周边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八旗兵锋过处，围绕京师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巡查顺德府期间记录下了八旗大军过后各地的惨状。他出京至庆都、新乐、真定、栾城、伯乡、内丘、顺德(邢台)，"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而平乡"受患及惨，至今城内止余焦赤残垣，及堆积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曾经戊寅之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的入关)，惊魂未定，兼以五载荒瘟，民亡十之九。"当时明朝的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仅仅京郊和畿南一带，就曾遭到八旗四次袭扰，尤其以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两次最为严重。这种打击让环京师的华北地区民生凋敝，社会生产力备受打击，无法为明朝政府和军队提供稳定的财政和物资支持。这种情况李自成的大顺军入主京师后也一样需要面对。事实上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后就被迫退出京师并一路战败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稳定可以依靠的根据地，因此一直被称之为"流寇"。

　　李自成拿下北京之后大顺朝面对京师周边地区大面积的民生凋敝，也不可能做到像正常国家一样靠税收来供养政府和军队，也因为地方无法支撑而一直依靠劫掠为主要补给手段来供养军队。面临着相同困境的大顺朝，在各地统治的根基更浅，所面临的困难相比明朝只会更大。可以看出如果清朝愿意的话，就算吴三桂如他的初衷一样归顺李自成，两家相加也不是清军对手。

　　武器不如人，军队不如人，没有好的根据地，连保证军队的税收也无法做到自然无法与以逸待劳日日中天的清朝八旗军争锋。现在回到标题我们可以得出答案是能做到。没有吴三桂也会有三王，事实上投降派往往是因为己方处于弱势而非为投降而投降。没有投降派强势的一方或许会费点力但是依旧能达到目的。就算吴三桂不反叛献关，清朝席卷中原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