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良河与“铁遂城”

　　徐河之战后，辽军数年不敢大举南下。辽圣宗统和十六年(公元998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契丹于越、宋国王耶律休哥薨，契丹主为其在南京(幽州)建立祠堂。这位镇守南京十七年，深为宋人所畏惮的将军的死，似乎使宋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而，契丹人的南下入侵随后便再次开始了。

　　公元99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辽圣宗统和十七年)七月，契丹主下诏诸道，集兵南伐。九月，太后与契丹主幸南京，以皇弟梁王耶律隆庆(辽景宗第四子)为先锋，开始大举南伐。谁知正在这时，随军的契丹肱骨大臣--魏王、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却因病在军中去世，萧太后与契丹主都非常哀痛和惋惜，但他的死并未影响到契丹的军事行动，契丹主命韩德让代替其职务，大军继续南下。

　　宋朝方面早在七月便得知契丹将要南下。已经做了布置：以马步军都虞侯、忠武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西上阁门使、富州刺史张昭允为都钤辖，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为排阵都监，莱州防御使田绍斌为押先锋，崇仪使石普同押先锋，单州防御使杨琼为策先锋。镇州、定州、高阳关在太宗时是三个行营，也就是三个帅司，这次宋真宗将三个行营的兵权都交给了傅潜，看重的是傅潜曾是太宗潜邸的旧僚，并且跟随太宗北征太原时作战勇敢，虽日后未见突出表现，想来大抵是可以御敌的，于是就放心地用了。

　　傅潜到任，派其部下田绍斌、石普为抵御契丹军的先锋，守保州。契丹来犯，石普暗地里与保州的知州杨嗣约定出击与契丹作战。田绍斌事先不是很清楚，等到夜里，不见石普与杨嗣回来，就怀疑他们可能是打败了，于是领兵前去救援。不出田绍斌所料，石普与杨嗣果然被契丹军所困，渡过廉良河(一作严凉河)，损失很大，由于田绍斌赶到，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宋军合势而战，越战越勇，契丹大败，宋军斩首两千余级，获马五百匹。

　　初战小胜，奏捷至汴京，真宗与九月二十四日在后苑宴射时得到了这个消息，当时随驾的大臣纷纷知趣地向皇帝贺喜，第二天早朝，全体大臣再次道贺。这毕竟是宋真宗即位以来对辽作战的第一次胜利，虽然规模很小，却让真宗着实兴奋了一阵。九月契丹大军在南京集结将要南下的时候，枢密都承旨王继英便劝宋真宗动车驾北征。后来又有如京使知忻州事柳开上言，要求真宗与前朝周世宗与本朝太祖、太宗一样北上亲征契丹，荡平来寇，真宗便有些动了心。

　　这年十月二十四日，契丹军至遂城。而当时守遂城的，正是已故太尉杨业之子--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当时名“延朗”，“延昭”为后改)。遂城十分狭小，且不坚固，甚至缺少守城器具，契丹军猛烈围攻了几天。城中人对契丹人非常恐惧，杨延昭便将城中的丁壮集中起来，登上城头，发给器甲，率领他们共同守御。当时的天气冷得厉害，杨延昭在思考中突然灵光一闪，历史上一个经典的守城战例就随之诞生了。他传令下去，在城中大量汲水，夜晚的时候从城墙上往下浇灌到底。就这样，经过一夜的严寒，到了第二天早晨，城上浇的水结成厚厚的一层冰，遂城便成了一座真正的冰城。契丹再来攻城，才发现被宋人耍了，城墙又坚固又光滑，根本没法爬上去，最后只好望城兴叹，怏怏而去。宋军这才出城，获得了很多契丹人遗弃的铠仗。契丹人在宋辽战争中经常在遂城这里碰钉子，后来遂城被称为“铁遂城”，建昭就此想来，与此战不无关系。

　　契丹军在遂城失利之后，派遣萧继远(一作“继先”，萧思温养子)绕过遂城向南进攻狼山诸砦为西路，而萧太后与契丹主的大军转向瀛州方向为东路。萧继远攻破狼山诸砦，继续向南略地。

　　宋将南作坊使、镇州行营钤辖李继宣奉命领兵三千出击。契丹军在怀德桥，李继宣前往袭击，到了目的地却见敌人已经把桥毁掉了，李继宣向来是个急先锋，居然用横木临时架了个桥通过，追敌五十多里。契丹军又烧掉中渡、常山两座桥，退保丰隆山砦，李继宣追敌不舍，又领兵出击，见常山桥被烧毁，命令部下伐木修桥。契丹人这下可认识了这位催命鬼活阎王，不等他来，拔寨先跑了。李继宣本来可以扩大战果，却屡屡被主帅傅潜所抑制，不让他出兵远袭，所以一直没有更大的胜利。

　　傅潜的“鸵鸟政策”

　　初期几次小胜，宋军本来士气高昂，而河北三路行营总指挥傅潜却是个怕事的主，一力压制诸将，不让他们出击建功，导致契丹虽受挫，却只如同被蚊子叮了几下一样，丝毫没有被宋军所遏制，遇到暂时攻克不了的地方就索性绕过，而直行深入。

　　萧继远一路越过保州疾趋南下进攻狼山砦之时，坐镇在定州的傅潜胆小怕事，没有任何退兵方略，只知道闭垒自固，对行营下辖各个缘边城垒堡砦发来的告急文书一概不理。傅潜部下的将校兵卒自备铁挝、铁锤等兵器，每逢急报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奉命出击，而傅潜拥有马步军八万余人，竟然一卒不发。有些将校实在忍耐不住，便自行向傅潜请战，哪知傅潜对契丹人不敢迎击，对自己的部下倒是敢责敢骂，将请战的将校一个个骂了个狗血淋头，仍是不下令出击。

　　由于傅潜这种埋头自守的“鸵鸟政策”，契丹将萧继远得以横行无阻，攻破狼山诸砦之后又集中兵力进攻威虏军(即遂城)。威虏军当时的守将是知军石保兴(大将石守信长子)，面对契丹人的进攻，擅自下令打开府库犒赏将士，准备与契丹人决战。然而管理府库的官吏出于职责不敢听从他的命令，坚决不开。石保兴表示这次契丹人来势汹汹，不如此则城池难保，并承诺事后将用自己的家财来补偿，这才将府库打开，财帛分给将士，然后率领他们出战。将士们先得到赏钱，自然纷纷效命，果然击退了契丹人，并杀其酋帅一人。后来，擅取府库的事捅到宋真宗那里，真宗念其战功没有追问。

　　萧继远攻威虏军不克，并没有与之纠缠，而是避实击虚，越过威虏军转攻宁边军、祁州、赵州等地，大肆劫掠，甚至离大名府不远的邢州、洺州等地也有契丹的游骑出没。河北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挤进城郭躲避契丹人的屠略，镇、定一带地区由于傅潜的畏缩和契丹的破坏乱成了一锅粥，道路长期不通。很多人向朝廷反映此事，朝廷也屡次派遣密使偷偷穿过契丹军的活动地区来到定州，督促傅潜会合诸道兵马出击;河北三路行营“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如范廷召、桑赞、秦翰等也不止一次地催促傅潜出兵。可傅潜这个人心理素质异常的好，谁说话也听不进去。范廷召气得火冒三丈，指着傅潜的鼻子脱口而出：“公恇怯乃不如一妪尔!”由于这几员将领和自己地位差不了多少，傅潜不敢像骂一般将校那样骂他们，就被他们这一句话当场噎住，说不出话来。傅潜的副手--都钤辖张昭允也屡次出言相劝，傅潜笑道：“贼势如此，吾与之角，适挫吾锐气尔。”

　　傅潜虽然一意孤行，但范廷召也不是的，一个劲地催促发兵，傅潜实在拗不过他，便给他骑兵八千，步卒两千，共一万人，却不是让他对付深入腹地的萧继远，而是命令他向高阳关方向阻击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的契丹主力，并承诺不久将会发兵支援，范廷召慨然领命而去。他可能早已料到傅潜决不会按所承诺的那样发救兵来援的，但他没有计较这个。然而用区区一万人对付契丹军主力简直是在开玩笑，他不过是走一步算一步。

　　宋真宗的“亲征”

　　九月契丹将要南下时便有朝臣上言劝真宗亲征，前面接连一串边境小胜让真宗头脑一热，就答应下来了，只是没有定下行期。十月，傅潜龟缩自固、萧继远长驱直入导致河北大乱的消息报到了朝廷，真宗便开始动摇了，有意拖延行期，车驾迟迟不发。十一月十六日才诏：“边境驿骚，取来月暂幸河北。”并预先做出部署：命宣徽北院使周莹为随驾前军都部署，邕州观察使刘知信副之，内侍都知杨永遵为排阵都监，保平节度使、驸马都尉石保吉为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磁州防御使康廷翰副之，洺州团练使上官正为钤辖。

　　十一月末，真宗又做出部署：以宰相李沆为东京留守，濠州刺史李著为大内都部署，权知开封府魏羽判留司，三司盐铁使陈恕为随驾转运使。十二月初，又以太子太师、分司张永德为京城内外都巡检使。张永德早在周世宗时期便是大将，到了宋朝长期被搁置不用，直到歧沟关之战后，边将大多因战败被罢，才补缺戍守定州，算是被用了一回。而今真宗想起此人，命他全权负责京师内外安全。

　　十二月初五日，宋真宗的亲征大军开始自汴梁出发，初九日驻跸澶州，第二天得到冀州知州张旻的捷报称在城南击败契丹，杀千余人，获马一百匹。十二日，宋真宗在澶州的行宫里宴请随驾大臣，并命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权都虞侯张进为先锋大阵往来都提点，马步军都军头呼延赞、马军都军头王潜为先锋，滨州防御使王荣、马步军副都军头王继忠为策先锋，并出示阵图，分配任务。

　　十五日，车驾到达大名府，驻跸于此。河北镇、定、祁、赵、邢、洺一线被萧继远搅得天翻地覆，大名府以北一片大乱，真宗不敢冒险北进，但是既然来了，总是远远地躲在后方又无法向天下人交代，所以真宗只盼傅潜能够有所作为，使河北的形势稍稍稳定一些，于是派遣随驾的石保吉(与前面石保兴俱是石守信之子)、上官正率兵赴镇、定与傅潜会合。然而傅潜自派出范廷召之后，便没有再发一兵一卒，河朔依旧是一片大乱。河北转运使裴庄早就不止一次地上奏称傅潜没有将才，而枢密使王显与傅潜一个鼻孔出气，对他百般包庇，所以裴庄的奏报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真宗在大名府磨蹭了半个月，有些焦急，看来新年也得在河北过了，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诏百官直言边事。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钱若水上言数落傅潜拥兵不战之罪，请真宗将傅潜斩首，然后擢用杨嗣、杨延昭等有功边将破敌，右司谏梁灏也请求真宗斩傅潜以谢天下。真宗却没有拿定主意，毕竟傅潜是太宗藩邸的旧将，不可轻易责罚。

　　就这样，真宗率领的亲征大军便一直在大名府这么观望着，没有再前进一步。次年(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辽圣宗统和十八年)正月，驻守太原的并代都部署、步军都指挥使高琼率兵来到行在所，真宗命其屯冀州，借以巩固行在的安全。不久，真宗又命步军都虞侯葛霸为贝、冀、高阳关行营前军都部署，仍是为了保卫行在，可见真宗已经真的不打算再向前走了。

　　裴村之战

　　范廷召率领骑兵八千、步兵两千，奉命向高阳关方向阻击契丹军主力，他自知寡不敌众，又料到傅潜不会出兵来援，于是事先向高阳关都部署、马军都虞侯、彰国军节度使康保裔求援，康保裔允诺，并选精锐兵马出战。

　　正月初四日，契丹军前锋到达瀛州地界，范廷召结方阵出击。契丹军先锋梁王隆庆遣部下战将萧柳为头阵。萧柳与范廷召接战，稍有不敌，梁王隆庆即率主力援助，冲入阵中，宋军开始大乱。萧柳在战斗中身中流箭，包裹伤口继续指挥作战。

　　范廷召见势不妙，派人求援于康保裔，并与之约定，第二天早晨两军会合并肩作战。康保裔率兵如约来援，在瀛州西南的裴村与契丹军遭遇，展开激战。康保裔本以为范廷召也在与契丹进行战斗，正在争取第二天早晨与其会合，所以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没有想到的是，范廷召在傍晚的时候见契丹军攻势甚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已率兵遁走。康保裔开始还蒙在鼓里，等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明白自己已经处在契丹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了。

　　范廷召违约遁走，顿时使康保裔成为孤军。他的部下要与他更换甲胄以掩护他突围，他却说：“临难无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于是大呼与契丹决战，战有数十合，部下的兵卒越打越少，箭也射光了，虽然给契丹人造成了不小的杀伤，但毕竟寡不敌众，又没有等到援兵，最后力穷被擒。

　　高阳关钤辖张凝，副部署李重贵，率领负责策应的援兵赶到时，康保裔所部已被全歼。二人率也陷入契丹军的包围，奋战一夜(“自申至寅”)方得突出，所幸没有遭到更大损失，与其他将领的损兵折将相比，二人已经非常难得。事后张凝建议报功请赏，李重贵却说：“大将陷没而吾曹议功，何面目也!”

　　契丹军乘胜深入，一直打到德、棣等州，又渡过黄河，对淄州、齐州等地大肆抢掠一番后退去。契丹军大闹河北，歼灭了高阳关行营的主力，似乎达到了预期目标，不久便退回本土庆祝胜利去了，留给宋人一个破烂摊子等待收拾。

　　战后的闹剧

　　真宗得知康保裔战败之事，却搞不清楚到底是战死还是被擒，于是密诏走马承受夏守赟前去察问，夏守赟称康保裔系战死，真宗于是下诏追赠侍中，并以其子康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康继彬为洛苑使，康继明为内园副使，幼子康继宗为西头供奉官，孙子康惟一为将作监主簿。而据《辽史》，“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可知康保裔十有八九并未战死，而是战败被擒而降。康保裔在元人修撰的《宋史》中被列为《忠义传》的开篇第一人，却可惜是个沾了很大水分的人。在建昭看来，真宗或许并非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是为了保全朝廷的面子，故意为之，宋朝的官修史书一律称康保裔战死，其中人为成分居多。若康保裔真的战死了，辽人在自己的史书上将节度使的官职授给一个死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裴村之战的大败，虽然直接干系者是临阵脱逃的范廷召，但究其根源，仍是傅潜拥兵不救。真宗开始对他始终是宽容再宽容，姑息再姑息。后来在大名府专等捷报，见到的却都是契丹人横行河朔、甚至渡过黄河劫掠城池的消息，又得知骁将杨延昭、杨嗣、石普等人屡次向傅潜请求加兵，而傅潜不给，部下有战胜者，又隐匿不上报。宋军本来可以御敌于国门，却因为这个缩头乌龟坏了大事，真宗这次可真的生气了，他命王继英召傅潜与石保吉等至贝冀行营。傅潜刚到冀州，就命高琼代替了他的职位，而让他赶赴行在。

　　傅潜到了大名府便直接下了狱，钱若水、魏庠、冯拯等人奉命负责审问，一晚上就定了罪，按律当斩。没有参与审问的大臣也多有上封建议立斩傅潜的，而真宗虽然也恨傅潜，却没有将这个不杀不足以整肃军纪的人处死，而是下诏宽贷其死，改判为“削夺在身官爵，流房州”，天下有识之士闻知傅潜逃得一死，无不扼腕。傅潜的副手张昭允却也跟着倒了霉，被削夺官爵，流放通州。不久之后，原本在廉良河之战立了功且刚刚受赏晋升的田绍斌，由于被傅潜的供词牵连，也被免官。

　　真宗车驾驻在大名府，契丹军已志满意得地走在班师北还途中。真宗第一次亲征眼看就要这样尴尬地收场，整个河朔被契丹人搅了个天翻地覆之后扬长而去，实在让这位新皇帝的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正在这时，一个捷报不失时机地到了--“高阳关、贝、冀路都部署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斩首万余级”。范廷召本传记载得更为传奇--“廷召与战瀛州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又斩首万余，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契丹遁去”。一个斩首万余级，一个两次加起来三万余级，如此大胜，总算给这次亲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真宗得到捷报，不去查实，也根本不想去查实，乐得眉飞色舞，作了一首《喜捷诗》，接受群臣的拜贺。范廷召以功加检校太傅，其余将校也大部分得到恩赐。而实际上，这次“莫州大捷”，不用细想也猜得出来，水分是很大的，范廷召临阵脱逃导致康保裔的陷没，不能排除他为了弥补过失浮夸斩获数的可能。然建昭自惭浅薄，无力考证，姑且存疑。

　　总之，真宗的亲征大军终于可以体面的班师了。然而，这场历时近五个月的战役的结束并没有让真宗暂时喘口气，他在班师的途中，又得知远在蜀中的成都又出事了。继李顺之乱后又发生了王均之乱，上次是民变，这次是军变。真宗本来新年就没过安稳，回京之后又要有棘手的事对付，实在是够难为这位新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