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决定撤军，从牛头山出发后，一面声言趋临安，留大将拔突儿等帅诸军继续围鄂。一面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闰十一月初一，还驻青山矶。第二天，忽必烈在长江岸边，派张文谦告谕诸将，6天后撤离鄂州;自己率军北返，开始了争夺蒙古汗位的斗争。

　　南宋方面，鄂州之战的结束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作为总指挥的贾似道班师回朝，只字不提议和的事情，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亲自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彦博故事，郊劳于城外”，“择日对御赐宴”，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下诏加其少傅、卫国公衔，可谓隆恩浩荡。贾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权臣的道路。参与鄂州之战的诸位大将也都各有封赏，吕文德兼领夔州路策应使，赐钱百万;守鄂州的高达升为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五十万;守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刘整升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

　　历史认识

　　关于贾似道是否曾提出过这么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自宋代以后的历史文献都言之凿凿，称贾似道先是准备对蒙古割地赔款，但突然赶上忽必烈撤军，因此他趁机对宋理宗谎称大捷，不承认曾经答应过向蒙古承诺过割地赔款之事。后来为了掩饰这段罪行，贾似道还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经，不让他与宋理宗相见。如《中国史纲要》中就称：“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划江为界。”

　　对这种说法，学者屈超立提出质疑，指出：“鄂州之役时，宋蒙之间曾就议和进行使节接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蒙古方称贾似道提出以称臣和‘割江焉界，且岁奉银、绢二十万’的条件退军，却是颇值得怀疑的。”并进一步否定有所谓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认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为攻宋翻旧账， 寻找口实、制造;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离间之计，混淆事实，以此制造宋廷内部的混乱;三是蒙古军全力攻打鄂州却无功而返，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古军开脱。

　　可以试想，假设贾似道真的给蒙古开出了这么优惠的条件，那么蒙古在撤军之后理应遣使过来要求兑现，或者在以后侵宋时也可大肆渲染，但是翻遍史书都不见这种记载。如果说因贾似道隐瞒住了真相，那么南宋不见记录情有可原，蒙古方面也无记载就不合情理了。再有，当时贾似道仅仅是宋军的前敌主帅，还不是后来一手遮天的权臣，割地、赔款、称臣等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须请示宋理宗。秦桧在权势熏天时，主持绍兴和议依然要靠宋高宗做主;更何况这时的贾似道呢?而且，忽必烈作为一个颇有政治手腕的人，难道会去和无权做主的敌方大臣达成和议吗?

　　在此提出一种观点：真实的历史情况应是有“鄂州议和”，但无“鄂州和议”。贾似道鉴于双方力量达到平衡，就遣使劝蒙古退兵。宋朝历来有议和传统，贾似道象征性地提出岁币只是权宜之计，但所谓的划江、称臣并不存在，这既是贾似道不敢去做的，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可能有人疑问：为何贾似道不乘胜追击呢?这种想法颇有纸上谈兵、强古人所难的味道。鄂州之战只是守城战，而宋军在战役前后一直苦苦支撑，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防御尚且困难，追击野战恐怕更无胜算。

　　抛去贾似道执政后期的过错，他在鄂州之战中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作为当朝宰相，率军入援硝烟弥漫的鄂州城，亲临战斗第一线指挥作战，历史有几人能做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关押于大都(今北京)时，曾评价贾似道“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衰也”，客观地指出了贾似道在鄂州之战时的勇敢表现。但是，宋廷在鄂州之战后过分抬高贾似道，令他产生了飘飘然的心态，从此将身上官二代的毛病全部暴露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后世之所以认定贾似道在鄂州有过卖国行为，估计是因为贾似道的名声太臭。加上贾似道在南宋晚年实施“公田法”、“打算法”等改革，触犯了大批士绅、官僚的既得利益。这些人投降元朝后，写出的笔记小说中便大用春秋笔法，正人君子高大全，奸佞小人则一无是处，贾似道是典型的奸臣权相，绝不可立功，那就只能卖国了。不过，南宋末年贾似道倒台后，一些有识之士如黄震说：“方贾似道事急之际，尝约议和。已而往来鄂州与共守战，尝获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议不言而自诡再造之功。”宋元之隙的郑思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士，他也认为贾似道是“殆许岁币”，而蒙古“以许岁币为诚语”，“遣郝经入使索其物”。他们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的乃至投降的行径，而是贾似道为促成忽必烈退兵、争取时间的一个权宜之针，同时也批评了他事后向朝廷隐瞒真相和扣留使节的错换行动，可谓公允。

　　1274年战争始末

　　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军突破鄂州(今武汉武昌)地区江防，击败宋军的渡江进攻战。

　　至元十年,元军攻占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命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率水、步、骑军20万，分兵三路攻宋。伯颜居中路，率主力沿汉水南进。次年九月,伯颜军至郢州(今钟祥),绕过宋将张世杰部的阻截，南下攻取复州(今仙桃市沔阳)等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蔡店(今武汉汉阳西)，进逼汉阳。时宋命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战船万艘，控扼长江要口;权知汉阳军王仪守汉阳;权知鄂州张晏然守鄂 州;都统王达守阳逻堡(今武汉东);京湖、四川宣抚使朱祀孙率游击军巡江策应。二十五日，伯颜见宋军战舰密布，阻遏入江通道，遂采纳部将建议，拟过沦河(今府河)由沙芜口(今武汉汉口东北)入长江。因夏贵已在沙芜口布兵设防,伯颜便以部分兵力佯攻汉阳,声言取汉阳渡江，诱夏贵调水军往援。十二月初四，元军乘隙占领汉口，继派兵一部袭占沙芜口;并在汉口北凿开汉水堤坝，引战舰入沦河，转沙芜口入江，将全部兵力屯于江北岸。夏贵见势急率水军主力增援阳逻堡，企图阻止元军东下。十一日，伯颜督军进围阳逻堡，连攻三日未下。十三日晚，命右丞阿里海牙以一部兵力继续攻城，牵制宋军;暗遣平章阿术率骑兵3000，利用雪夜乘船溯江西上40里，至青山矶(今武汉东北长江南岸)对岸停泊，拟从防御薄弱处乘虚渡江。次日晨，阿术遣前军强渡至中流，遭宋水军阻截，死伤300余;遂亲率后军继至，击败宋都统程鹏飞所率水军，获船千余艘，立即架浮桥，保障大军渡江。伯颜闻讯,督军急攻阳逻堡。夏贵闻元军已渡江,率战舰300艘东逃,余舰大溃。元军乘势拔阳逻堡，王达及守城将士大部战死。朱孙率部退回江陵(今属湖北荆沙)，鄂州江防至此瓦解。元军包围鄂州，焚宋战舰3000艘,切断汉阳与鄂州联系,两城遂相继请降。伯颜留兵4万驻守鄂州，继率主力沿江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