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一切制度设计，均遵循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范的对象包括文武百官、皇亲贵戚乃至君主本人)，司法制度也不例外。为防止法官枉法或误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复、严密的司法审判程序，“防奸”之深，为历代所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这套程序过于“繁琐”。我们看电视剧《包青天》，会发现那剧中包公审案，明察秋毫，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辞严义正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但实际上，在宋朝，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断案，则严重违犯司法程序，将受到责罚。

　　让我们以宋代州一级的法院为样本，来重建当时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宋朝在各州均设立两个法院——司理院与州院，两个法院是平行的，并配置了专职的司法官。一个刑事案子进入庭审程序之后，州法院必须启动“鞫谳分司”的司法机制，即审讯问罪的法官(狱司)与检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为同一人，而是由没有利害关系的两个人担任。宋人认为，“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讯问的过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据状鞫狱”的原则，《宋刑统》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说的是，法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古代重口供，允许刑讯，不过宋代对刑讯的使用已有了严格限制，更加注重证据与检验，对证验明白无疑者，不必用刑逼供，可以“据状断之”;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以及孕妇、产妇，也不得拷讯。违法用刑的法官，将会被追究责任。

　　案子审讯完毕之后、检法量刑之前，还有一个“录问”的程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问犯人、核对供词。如果录问官与鞫狱官有利害关系，比如同年、同门，则必须回避。在录问过程中，如果案情有误，而录问官未能发现、驳正，那么录问官也会受到惩罚，若能驳正则有赏。如果录问无误，案子就转入“检法”程序。由法司根据讯问所得的罪情，检出适用的法律条例，供长官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检法时若发现案情有误，法司也有权驳正。

　　有一点值得指出，在鞫狱—录问—检法的整个过程中，三个法官是各自独立的，不得相互商议，宋代法律规定：“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

　　检法之后，就是判决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狱官、录问官、检法官之外的法官草拟好判决书，叫做“拟判”;然后就是“过厅”，类似于现在的“合议”，即由负责该案的所有法官集体审核、签押，以示负责，假如将来发现该案的审判出了差错，这些签字的法官都要负连带责任。最后，由州最高长官定判结案，按照要求，这时必须向案犯宣读判词，问犯人是否服判。这相当于留给犯人又一次申诉的机会。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案子就可以呈报路一级的提刑司、中央刑部，进入复核阶段。这里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不管是在录问、还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权利。一旦翻供，则必须组织另外的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另一个法院(宋代一州设两法院的意义体现出来了)，重新审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这叫做“翻异别勘”。根据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南宋时改为五次，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一次次翻异，一次次别勘。孝宗淳熙年间，南康军有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节次翻异，凡十差官斟鞫”，翻异近十次，前后审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据“罪疑惟轻”原则，免于阿梁一死。

　　平心而论，宋代这套严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也不必讳言，再严密的制度在实际执行中都可能会打一个折扣(否则就不会发生冤案了)，但这套制度背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精神、“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司法原则，显然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