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如果你是京官，不怕没得吃，只怕有“三高”。

过年要吃公款，皇家办“正旦”（初一）宴，吃货排队。冬至、寒食、中秋、重阳要吃，皇太后生日要吃，皇帝、皇后生日也要吃。平时，朝见皇帝或办完公事，吃工作午餐，称“堂食”或“廊餐”。官署内每10天公款聚餐一次，称“旬设”。

如果出差，巡访，视察，下基层调研，吃驿铺、州县的公款。州县官员，定期会餐，因为宋宁宗赵扩，觉得基层好辛苦，决定“每月一赐酒食”。

但总体来说，宋朝皇帝大多比较抠门。比如，仁宗赵祯，大臣进献28枚蛤蜊，仁宗问价，回答28贯，忍住口水，不吃。再比如哲宗赵煦，不造宫室，不换办公桌。再再比如，孝宗赵眘，在亡国危机的苦水里泡了多年，性俭恭，穿旧衣，吃简餐，消费极低。

抠门皇帝看见手下天天胡吃海喝，当然不爽。于是《庆元条法事类》等“节俭令”出台，详细规定在啥岗，在啥时，不能吃请或请吃。公干、视察，统一就餐标准，“×菜一汤”，供应“券食”，就是特制饭票，人均消费若干，超标受罚，随同吏员陪罚。除掉皇帝生日或中央政府批准的定期会餐，其他公款吃喝找“三陪”，判主召集人劳动改造两年，无公务理由而私自赴公宴者，打100大板。哪怕私人埋单，招伎助兴，也打80大板。

法律的力量不是无穷的，总有人顶风作案。

孝宗朝，朱熹举报，说台州知州唐仲友这厮，经常吃喝嫖一条龙。哪怕花一文钱，也从财政支出。赵眘发飙，撤职。

还是孝宗朝，四川有某官，公款吃喝成瘾，招待费严重超标，上任才半年，花掉45万缗（《韩野杂记》），即45万贯。诗人张耒说，北宋后期，洛阳西部山民砍柴出卖，每天收入100文左右。洪迈说，南宋前期，一对渔民夫妇，捕鱼为生，每天收入一般不超过100文（铁钱）。袁说友说，南宋中期，三峡渔民每天收入不到100文（《东塘集》）。上述收入，要应付三五口之家日用消费。45万贯，相当于吃掉10万人半年的生活费。难怪赵眘勃然大怒，批示，坚决拿办。

北宋有个诗人苏舜钦，才子一枚，酒鬼一个。庆历四年秋，恰逢赛神会，按照惯例，京城各单位都会处理各类“废品”换钱，搞个会餐。小苏将进奏院的“废品”卖了，然后招呼同僚、文友，上酒楼做大爷。预计废品款不足，AA制，大家又凑份子，小苏也自掏10贯。喝得忘形，喊了几名优伶、官妓陪酒。也就是说，当时排场比较大，吃相比较难看。

官员李定发现后，到处添油加醋，消息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老王乐了，联合其他御史，指控小苏滥用公款、召妓宴乐，“监主自盗”。仁宗拍案而起，小苏被削职为民，从此闲居苏州，其他10余赴宴者被贬，赶出开封。

词人张孝祥任静江知府时，曾因“专事游宴”，被弹劾罢官。陆游任嘉州时，曾因“燕饮颓放”被撤职。庆元年间，湖州知州刘藻，吃喝不止，导致府库亏空，被降职罢官。淳熙十四年，平江知府王仲行带领下属，公款消费频率高，曾一顿吃掉1000多缗，被“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