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甚至土司家族内部发生械斗或是战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彝族禄氏家族因争夺土府继承权，互相残杀。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君主，已经开始酝酿解决这个问题。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清雍正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南地区地形复杂，文明开化程度晚，少数民族聚集扎推……所谓“天高皇帝远”，其社会管理、区域治理等问题，始终让历代统治者们最为头疼。到了明朝，中央开始实行一项被称为“改土归流”的政策。这项政策对当时西南地区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让中国这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改土归流自明朝中叶起，逐步开展，最早实行的是土司制，由唐、宋、元三个时期慢慢发展而来，其主要内容是在管理少数民族的同时，认同他们的首领世袭制度，并且授予首领官职，“以土官治土民”，然后由首领来管理部下。朝廷则直接领导各族首领，对整个家族实行间接统治。湖北恩施土司城这个想法同现在少数民族的自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当时那个信息闭塞，常发战乱的时代，并没有起到原本期待的效果。西南地区许多土司家族认为天高皇帝远，对朝廷的统治并不在意，因自己可以享有军队，还经常为了...

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之间存在着联系，苗疆再造的实质上是在对西南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的延续。改土归流政策是在国力日渐强盛的条件下驱使的，而苗疆位于西南边陲地区，自然被清政府纳入即将开拓的新的目标视野之中。苗疆风景图清政府想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完全统治西南地区。苗疆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气候环境中都极其重要。此地甚为广阔，人烟稀少，很便于管理，而且此地河流纵横，物产丰富。所以，苗疆再造自然环境成了一项重要决定。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不同，苗疆再造主要是以武力征剿，逼迫苗民屈服。每征服一地，鄂尔泰便请奏在当地设置军事单位。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也比较强硬，推行同化、歧视、隔离等政策。由于当地一直与外界隔绝，经济较为落后，清政权在当地大力发展经济，并为其疏通河道，增设道路，使其与外界相通。随着道路的开通，进而设立市场，促进当地与外界的贸易来往。但是也使得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大量汉人的涌入也给苗民带来了一定的伤...

改土归流后，部分上层土司不甘心失败，时刻图谋。而有些清军在新地区肆行抢掠，有的流官不善于经理，骤然增加赋税，兴派徭役，自身又贪赃勒索。加之新设营汛部伍大多从邻近地区抽调而来，致使原来地区力量空虚。这不仅使原土司有了叛乱的口实，也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雍正十三年(1735年)春，贵州古州﹑台拱地区苗民上层鼓动百姓发动叛乱。叛乱者深入丹江﹑黄平﹑凯里等厅州县，雍正帝派兵未果。乾隆帝继位后，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于乾隆元年(1736年)平定叛乱，清廷下令取消新区赋税，按当地习惯审理民事纠纷，以巩固对改土归流地区的统治。雍正朝的改土归流还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的部分地区实行，未改流的地方还不少。(据，《清史稿》中华书局1986版，第十三卷，志九十五，食货一之户口田制，三四八二页有，乾隆二十二年“甘肃番子土民，责成土司查察”，可引为佐证。)即使改流处，也还保留原土司的残余势力，他们仍能不同程度地控制原来的...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书，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奏请立即推行。他建议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他要求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同年五月，首先平定贵州长寨土司的叛乱，设立长寨厅(今贵州长顺)。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云贵改土归流的巨大声势，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五年，清廷以威慑力量革去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的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雍正帝为使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事务得以统一筹划，特于雍正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