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纸币为什么会崩溃?相较于宋、金、元三个发行纸币的朝代都在王朝末年才发生纸币崩溃的现象，明朝纸币的崩溃发生在王朝经济稳定国力强盛的时代，这个事实令人感到困惑。我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重新检讨，希望与读者们一起来找出比较可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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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朝的纸币

　　从洪武朝开始发行，到正统朝崩溃，明朝的纸币只流通了六十多年。相较于宋、金、元三个使用纸币的朝代，明朝纸币的寿命是最短的。朱元璋(1328-1398)建立大明王朝(1368-1644)，他谨慎参考前代的纸币经验，在即位七年之后才决定发行纸币，来年正式印造大明宝钞，想不到宝钞的流通在他死后三十多年就悄悄收场，而且收场时明朝的政经局面风平浪静，当时人似乎毫无感觉，这种现象实在是耐人寻味。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铸造王朝的铜钱，名为洪武通宝，分为一钱(十文)、二钱、三钱、五钱、一两(十钱即一百文)等五种。洪武八年发行纸币，名为大明宝钞，署洪武年号，分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等六种。他规定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文;黄金一两等于宝钞四贯。民间可以拿金银去跟政府换取宝钞，但政府不用金银跟人民兑换宝钞。市场交易只能使用宝钞与铜钱，不准使用金银。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印造小面额的宝钞，从十文到五十文，可能是要补充铜钱的不足。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他更下令禁用铜钱，强制民间铜钱在半个月内上缴官府换取小钞，想要让通货完全纸币化。这个命令应该维持不久，也无法贯彻。直到正统年间大明宝钞退出通货市场为止，明朝政府所推行的，是以大明宝钞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两种通货供应市场交易的货币制度。 

　　二、纸币崩溃的原因

　　历来大家对于宋金元三朝纸币崩溃的原因，都认为是王朝末期财政收支发生困难，政府滥发纸币来挹注财政缺口，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纸币制度的崩溃。这样的看法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把这样的看法也应用到明朝纸币的崩溃，与事实却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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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纸币发行量与物价机械式地关联在一起，这是货币数量说的基本精神。且不去涉入当今理论的复杂内涵，让我们回归到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说，也就是DavidHume提出而由IrvingFisher归纳出来的简单等式：

　　MV=PT

　　M(Money)代表明朝宝钞发行的数量，V(Velocity)代表宝钞流通的速率，P(Price)代表物价，T(Transaction)代表商品的交易总量。根据上面的等式，如果V与T维持不变，当M增加时，P也就跟着增加。抱定M和P的机械式的关系，而忽略其它的可能因素，明朝的官僚们的纸币态度既然如此，稳定钞值的对策当然不外是减少M，即宝钞的发行数量。明朝政府一方面以减少支放，甚至停印宝钞的办法，另一方面，又以扩大宝钞支付租税的办法，来紧缩宝钞的发行量。诡异的是，尽管政府努力控制和减少宝钞的发行量，宝钞还是继续贬值的趋势，无法挽回。显然这里另有文章，需要深究。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简单等式。首先我们来注意V，也就是宝钞的流通速率。在一个既定的期间内，假设大明宝钞的发行总量M不变，而商品交易的总量T也不变，当宝钞的流通速率V增加时，物价P也会跟着增加。勤俭谨慎的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起，就很注意钞价的稳定，除了颁行严刑峻罚以遏止违法的交易之外，他也努力控制宝钞的发行量。但是宝钞的价格还是下跌，无法稳住。朱元璋和洪武朝的官僚们注意到宝钞发行数量与物价的正向相关，并没有错。 

　　只是这样的注意还不够，因为除了发行量之外，宝钞的市场流通总量还受到流通速率的影响。发行总量M并不等于流通总量MV，也就是单单考虑M还不够;还要考虑V。这一点洪武朝以及后来的各朝政府都忽略了，甚至迄今为止学界也忽略了。大明宝钞贬值的关键，就出在V太大，也就是流通速率太大。相对于其它朝代，在明朝，宝钞的流通速率V很大。假设在给定的一个时期中，商品交易总量不变，货币发行量也不变，但是因为流通速率增加，货币流通总量MV跟着增加，结果是物价P提升，单位货币M的购买力跟着降低。就是这个V增加的效应，尽管政府努力控制宝钞的发行量，宝钞的实际流通量还是很大，结果造成物价的上涨与钞价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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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宝钞不断地贬值，从洪武朝到正统朝，各朝政府无不努力节制宝钞的发行，扩大宝钞的税收，藉以减少市面的流通量，达到稳定或提升钞价的效果。事实的发展刚刚相反，钞价还是持续下跌，甚至在市面上已经不易看到宝钞流通的情况下，钞值还是无法恢复。宣德与正统两朝，我们看到政府确实用尽办法，停造新钞，扩大宝钞支付的税收或各种犯罪的罚款折钞的规定，减少官俸的宝钞支付或各种使用宝钞的开支，等等，宝钞最后还是出现恶性通膨的现象，以致于退出市场流通。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显然，上述的货币数量说的等式无法应用到这个量缩价跌同时出现的矛盾现象。解开这个矛盾，也许我们需要用别的角度来看问题。让我在这里尝试用通货竞争和通货替代的理念来解释。

　　明朝的货币制度是以宝钞作为主币，铜钱作为辅币，提供给市场流通。如果除了宝钞之外，市场别无币种可做交易媒介，那么尽管人民对不兑换宝钞的价值存有疑虑，他们还是要使用它来做买卖，而只要宝钞保有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价值，钞价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大家还能接受的信用价值范围内，何况它是政府与人民交易的法定工具，以及税赋的支付手段。问题出在如果有其它币种来加入市场流通，结果就会出现通货之间的竞争与替代的现象。

　　除了布帛谷物之外，加入流通的最重要币种就是白银。明朝政府没有铸造银币，白银是以金属商品兼做支付手段的方式，长期以来在民间市场流通。由于白银是一种金属货币，币值有白银的商品价格作为基础，名目币值不会偏离太远，人民的接受度相对稳定。当白银与宝钞发生通货竞争时，白银的货币优势立即显现出来。除了携带比较不方便之外，不管作为支付工具、计价单位或价值的宝藏手段，白银都比宝钞可靠。一旦民间持有的白银变成通货投入市场交易，宝钞的通货地位必然亟亟可危，难以与之竞争。明朝政府一再地以严刑峻罚来禁止人民使用白银于市场交易，完全合理。

　　可惜政府的禁制收效不大，政治意图敌不够经济理性。宝钞面对白银的入侵，节节贬值败退，最后还是被迫退出市场流通。明朝政府每当看到宝钞贬值，在类似货币数量说的僵固观念下，就以为宝钞发行太多之故，因而努力收回宝钞，采取所谓的与宝钞通胀走势方向相反的逆风操作的货币政策。在宝钞与白银互相竞争的货币市场上，这种政策适足以加速宝钞的泡沫化和最终崩溃。 

　　道理很简单。假设在某一给定的时期，货币需求不变，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是1:1，也就是宝钞一贯的价格等于白银一两，如官价所设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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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当时投入市场流通的宝钞总量有100贯，白银总量也有100两。宝钞与白银的名目货币量各为100，实值货币量也各为100。货币总需求为200，宝钞的市场占有率是50%。当宝钞贬值一半，即2贯兑换1两白银时，如果宝钞的名目货币量维持100贯不变，它的实值货币量会降低为25%。

　　市场所需求者为实值，不是名目货币量。宝钞的实值通货占有率减低到原有的一半，即从50%降到25%，在白银通货供给弹性极大(人民拥有足够的随时可转换成通货的白银)的前提下，宝钞所缩减的份额，马上被白银取代，结果宝钞与白银的实质货币市场占有率变成25%：75%，也就是两者的市场份额是1/4:3/4。如果宝钞再贬值一半，即4贯兑换1两白银，而名目货币量还是100贯不变，那么宝钞的实值货币市场占有率会缩减成12.5%，而白银会扩张成87.5%，也就是两者的市场份额变成1/8:7/8。如果宝钞继续贬值而名目货币量不变，它在货币市场的份额会继续萎缩，直到完全退出市场流通，完全被白银取代。货币像语言一样，越多人用就越有用，越少人用就越没用。使用率反映货币的流动性(liquidity)，而流动性的大小决定货币的价值。

　　当宝钞在通货市场的份额减少，它的流动性跟着降低，贬值是必然的结果。明朝政府始终紧抱着退缩的宝钞政策，面对贬值的压力，政府就尽量不再投入新钞。更有甚者，明朝政府还加强宝钞的回收，让宝钞的市场份额萎缩得更厉害，宝钞的流动性加速降低，宝钞贬值得更快。从宣德朝起，明朝政府比前朝更加大力地回收宝钞，而宝钞的贬值趋势更加迅速，让它加速走向崩溃，最后在正统朝时完全给白银替代掉。

　　简单地说，大明宝钞发行时就设定是纯信用的不兑换纸币，人民难以接受，贬值的命运无可避免。明朝政府面对贬值一直采取减少宝钞发行量的逆风操作方式，结果加速贬值的趋势，让白银源源不断地进入货币市场，取代宝钞的通货功能。大明宝钞发行大概六十年就崩溃，比起宋金元三朝的纸币都来得短命，可以说是中国纸币史的一个特例。而它在王朝经济力上升的时代崩溃掉，更是一个特例。 

　　中国第一个纸币周期在明朝的盛世划下句点。明朝纸币的崩溃，肇因于政府的政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不兑换纸币政策，第二个错误是保守退缩的纸币发行政策。不兑换纸币政策让人民对大明宝钞的价值心存怀疑，注定它会随时间走向贬值的命运。保守退缩的纸币发行政策加速宝钞的贬值，面对白银的竞争，大明宝钞不断地缩减它在货币市场上的实质占有率，最后被白银完全取代。从正统朝起，中国经济踏上了四个多世纪的白银与铜钱并行流通的双元金属货币的途径。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上，明朝纸币的崩溃带给我们某些值得反省的经济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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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明清银铜双元币制下，政府发行铜钱，白银则任由民间发行流通。这种币制可以随时随地调整两种通货之间的汇率，让两种通货的数量混合自动地伸缩以满足市场需求，其结果是它会有效地适应明清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的现实，让该差异稳定地长期持续下去。例如，先进地区多用白银，落后地区多用铜钱，这种现象继续到清朝末年。银铜双元币制的运作有助于稳定中国各地有如光谱差异般的传统经济，却无助于全国的经济整合。

　　(二)银铜双元币制是一种金属货币制，币材的供给受制于原料的开采或进出口，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银铜本身是商品，商品市场的供需情境不同于货币市场的供需情境，商品价格与货币价格无法同步协作的结果干扰着银铜货币价格的稳定，放大两者之间通货比价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给市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一般观察认为明清的经济长期存在通货紧缩的状况，通货紧缩当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萧条倒退。

　　(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经济发展路径是一个市场经济部门逐渐穿透、侵蚀、取代非市场经济部门的过程。信用货币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中国的纸币出现在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个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部门的时代，它无法进一步地巩固发展，反而被银铜双元金属货币取代，反映出传统市场经济部门长期处于狭小的附属领域，没有进一步地穿透、侵蚀和取代非市场经济部门，去发展成为支配性的经济运作方式。换句话说，它长期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们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出现纸币似乎是一种反常现象。但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思维如果不适合于看待现在与未来，它却适合于看待过去。出现纸币的事实意味着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有其尚待厘清的发展逻辑，也意味着目前流行的货币经济史观有待重新检讨。

　　中国第一个纸币周期是一个举世独特的货币实验，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中发生完成。它曾经让Marco Polo(1254-1324)时代的欧洲人闻之震惊而不敢置信，而它竟然在明朝国力强盛的时候宣告结束，今天我们仍然难以置信。就像暖春未到，长冬尚在的时候绽放出来的一朵小花，它瑟瑟缩缩地点缀着一个强调统制和习惯的经济体，没有给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发展增添多少活力和光彩。傅衣凌曾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既早熟而又不成熟，从宋初到明初的纸币经验刚好也是一个印证。